1950年3月10日，北京还带着料峭的春寒，西郊机场的螺旋桨声却显得分外热烈。随着机门打开，一位身材清瘦、步履稳健的花甲将领走下舷梯，他就是前一天才横穿戈壁、今日就抵达京城的陶峙岳。
等候多时的礼宾车穿过长安街，直奔中南海。途中，陪同人员轻声透露：“主席专程留了晚饭，您就别紧张。”汽车里一阵沉默，陶峙岳握了握帽檐，没有回应。七年前在陪都重庆，他也坐过同样的车，但那次目的地是蒋介石的官邸。
夜色四合，丰泽园灯火明亮。毛泽东在门口迎上前，先拍了拍陶峙岳的臂膀，又带着湘音笑道：“乡里人见乡里人，先解解渴。”端来的却是热茶而非酒，语气亲切得像老邻居。短短数语，把客人的拘谨冲淡大半。
落座后谈新疆。解放军刚接管不足半年，边陲局势复杂、物资窘迫。陶峙岳开门见山，细到一袋白面、一条公路的缺口都列出数据。毛泽东边听边涂画草图，偶尔抬头提醒秘书记录，有意思的是，不少设想此后真的落地。
说到粮棉问题，陶峙岳突然停顿。眼前闪过1949年9月在玛纳斯河畔的画面：官兵把第一包棉籽撒进戈壁滩，缺水缺肥，只能车轮碾地、人工挑水。三个月后，亩产四百斤，全营沸腾。那是新疆史册里前所未有的一行数字。
再往前推两年，1947年冬，西安城外。蒋介石一句“先休整再议用兵”把他架空，师部被胡宗南接手。这位抗日名将从此“有职无兵”。郁闷的夜里，他常盯着地图发呆：若无兵权，谈何国土？正是在那时，他悄悄与张治中来往，思考另一条路。
时间跳到1949年9月25日，酒泉。西北野战军前锋刚抵达，彭德怀、王震同陶峙岳首次会面。一合掌便是拥抱，气氛瞬间升温。谈判持续四小时，末了彭德怀递信一封：“家属已安全转移。”陶峙岳喉头发紧，只挤出一句“多谢”。
和平起义尘埃落定，新疆局面翻页。陶峙岳带着三万余人改编为第二十二兵团，随即又投入生产建设。他把全部积蓄折合小额银元交兵团财务：“买拖拉机，别存我名下。”短短两年，垦荒二十三万亩，机耕队培训驾驶员一千二百名，玛纳斯、石河子先后变成绿洲。
再谈到1962年边民外流事件。陶峙岳飞赴伊犁，现场划出几处牧场、农场，提出“由兵团担责、兵民共种”的主张。阿克雀、叶尔盖提等七个国营单位随即成立，既稳住了边民，也挡住了外患。不得不说，这一步棋稳定了西北边防。
话锋转回当下。毛泽东放下铅笔，起身：“走，吃饭。”两人进餐室，桌上照明朴素，菜只三碟：红烧肉、炒青菜、干煸豆角，再配一碗白菜粉丝汤。毛泽东问得爽快：“陶司令，我这顿跟老蒋那一桌比怎样？”陶峙岳端起筷子笑笑：“主席的菜暖胃，也暖心。”
夜过子时，灯灭人散。第二天一早，中央批文下发：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成立，陶峙岳任总指挥。不久他回到乌鲁木齐，一头扎进农机库、拖拉机修理间，比谁都忙。有人揶揄：“总指挥整天满手机油，像干杂役。”他摆摆手：“机油换棉油，值。”
1970年代末，兵团调出军序归地方管理，他依旧每年自费跑棉区、看机耕。1982年9月28日，组织部门送来一张崭新的党员证，他阖上双眼沉默许久，最后只说一句：“总算赶上了。”那年他九十岁，有病在身，却拒绝特殊照顾。
1988年12月26日清晨，长沙传出噩耗，陶峙岳走了，终年九十七岁。棺椁出门时，黑底黄字的挽联里写明他的全部军衔、职务，却有人注意到最底下还有一行小楷：新疆棉田奠基人。跟那些硬朗的称号相比，这八个字別有分量。
人散宴席寒。丰泽园那顿三菜一汤没有留影，档案里只剩一行简笔记录，却足以勾勒两个时代、两种饭局的差异。一碗白菜粉丝汤，不贵，却让来客心里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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