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秋天，有人见过彭德怀。
他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大衣，脚上一双解放鞋，手上还拿着一把锄头。
那天北京天气转凉，他刚从院子里除完草，正准备回屋，没想到门铃响了。
来人是老部下程子华，带着秘书，特地登门拜访。
不是来聊天的，是带着中央的消息来的。
“毛主席和几位首长在颐年堂跟您谈了西南三线的事。
傅懋恭同志让我转达问候，他说我熟西南那边的情况，让我给您讲讲。”
彭德怀听完，没多说什么。
只是笑了笑，放下锄头：“知道了，中央的决定，我听。”
从这一天起，彭老总“复出”的消息在小范围内传开了。
可谁都没想到，他这次去西南，竟是以“第三副主任”的身份——而且上面的三位领导，有两位还是他当年的部下。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那时候，形势紧张得很。
1964年，美国在北部湾挑起事端，越南战火一触即发。
苏联跟中国关系也越来越僵。
内外压力叠加，毛泽东开始思考一件事：如果真打起来，中国的工业都集中在沿海，一炸就瘫，那怎么办？
于是“三线建设”被提上日程。
简单说，就是把一部分重要工业往西部搬，特别是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这些交通不便但地形复杂的地方，建成战时后方。
这个战略布局很快定了下来，国务院在1965年2月正式发文，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
主任是李井泉，第一副主任程子华，第二副主任是云南的刘兴元。
彭德怀排在他们之后，当了第三副主任。
这事儿在当时圈里人看来，多少有点微妙。
李井泉原来是彭总的下属，早年在红一方面军干过秘书，后来做过红三军团的政委，归彭总直接领导。
抗战时期也是上下级关系。
程子华则更早，1929年他领导大冶兵暴后投奔红军，正好编入彭德怀的红五军。
论资历，论战功，这俩人都得叫彭总一声“老领导”。
可这会儿，职位倒过来了。
当时李井泉兼任西南局书记、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四川军区第一政委，说话分量很重。
他知道彭总要来，心里其实挺不是滋味。
怕场面尴尬，也怕彭总难堪，干脆能不见就不见。
但私下里，他经常给下面的干部打招呼：“彭总是老同志，在生活和工作上都要多照顾。”
程子华的态度更直接。
他得到消息后第二天就上门拜访。
见到彭总那身装束，一句话没说，先敬了个礼。
说起三线建设的进展时，语气里满是尊重，没有一点“上级”的架子。
“那边地形复杂，交通困难，工人住山洞，干部下工地，都是硬仗。
彭总，您一来，我们底气更足。”
彭德怀摆摆手：“别搞特殊，我按中央安排办事。
什么时候走，我再跟同志们合计合计。”
其实他一开始是不想去的。
不是怕吃苦，而是怕身份尴尬。
一个曾经主持军委工作的元帅，几年没露面，再出来是当副主任，还是做老部下的副手。
他担心到了那边，话没人听，事不好办。
但毛泽东亲自找他谈了很久。
末了还说了一句：“也许当初的事，真理在你那边。”这话分量不轻。
彭总听完没表态，当晚自己一个人在屋里坐了很久。
第二天早晨，才点头答应下来。
他到成都后没住宾馆，住在西南局安排的普通干部招待所。
吃食堂，穿旧衣服。
那年他已经67岁了，身体还硬朗，走哪儿都快步流星。
但眉毛白了，脸上的沟壑深了，精神头比从前沉稳了许多。
他不太说话，不开会的时候就往建设工地跑。
有次他去一个机械厂视察，工人跟他说：“您别走了，就留下吧。”他说：“我不是来指挥的，是来学习的。”
在工地上，他不摆谱。
有时跟工人一起搬水泥，戴草帽，穿布鞋。
别人劝他歇会儿，他说：“我在朝鲜战场上都不怕，难道还怕晒太阳？”
说起来，那会儿三线建设任务很重。
西南一带修铁路、建兵工厂、搞配套设施，都是从零开始。
干部从北京、上海、天津调过来，工人家属住临时棚屋，孩子在泥地里上课，有的地方连电都没接上。
可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硬是干出了一批质量过硬的大工程。
彭总在那段时间，几乎跑遍了西南的大项目。
每到一处，都详细问进度、成本、安全。
有人记得，他最常说的一句话是：“快不得，也慢不得，不能误了事。”
可惜，这段时间并不长。
1966年春天，“文化大革命”开始了。
不久，彭德怀再次被卷入风暴，很快就被召回北京接受批判。
他在西南三线的工作也就此中断。
后来有干部回忆说，彭总走的时候，没通知任何人。
就像当初来时一样，悄悄地，不声不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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