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秋天，台北圆山联合医院附近的一条小巷里，送葬的队伍缓缓前行。
没有哀乐，没有花圈堆成山，也没有媒体跟拍。
走在前头的是几位年长的学者，神情肃穆。
灵车后，一位瘦弱的老人穿着深色旗袍，步履缓慢。
她就是江冬秀，在胡适去世十三年后，终于也走完了自己的路。
说起来，这桩婚姻从一开始就不被看好。
江冬秀出身安徽绩溪，家境殷实，是地道的大家闺秀。
可惜那时候的“千金小姐”，大多也只是会点女红，识几个字。
她十五岁那年，跟着母亲去看赛会，没想到一眼看中了胡适。
倒也不是她自己看上，是她母亲看上了。
年轻的胡适那会儿十四岁，在堂亲家做客，一身长衫，五官清秀，说话温和。
当时人讲究门当户对，两家本就有亲戚关系。
于是，江母动了心思，托人说亲。
胡适没立刻答应。
他那会儿年纪虽小，心里却有点想法。
他考虑的问题也挺多的——江冬秀比他大一岁，属虎，家里比自家富。
这些在今天听起来没什么，可在那个年代，都是实打实的“问题”。
可他没拒绝。
只是点了点头，说要再想想。
结果呢，想着想着，人就去了上海念书，然后又漂洋过海去了美国。
这一去，就是十五年。
江冬秀没追过去。
她留在老家，安安静静地等。
别人家女儿都在学着穿旗袍、跳舞、剪短发，她却悄悄缠了足。
不是想迎合时代，而是怕自己“配不上”那个远在大洋彼岸的未婚夫。
这事儿传到胡适耳朵里时，他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听说未婚妻居然还在守着这门亲事，还主动缠足，胡适有些吃惊。
他在信里夸她“知礼知节”，可到底是种怎样的心情，没人知道。
1917年，胡适学成归国，第一件事是回家看母亲。
第二件事，就是去见江冬秀。
两人真正面对面，说话，是在订婚十五年后。
那天，江冬秀穿着一件深绿色的旗袍，站在堂屋门口。
胡适进门时，她低着头，没说话。
胡适看着她，沉默了一会儿，只说了一句：“你还记得我吗？”
她点点头，眼圈有些红。
1917年底，两人正式成婚。
没有大操大办，也没请多少宾客。
胡适刚从美国回来，思想新潮，主张婚姻要简单、平等。
可江冬秀心里明白，他娶她，不是因为爱情，是因为责任。
婚后的生活也不是一帆风顺。
两人性格截然不同，江冬秀脾气大，说话直，动不动就拍桌子。
胡适却是个温吞人，遇事总想讲道理。
可奇怪的是，这样的组合竟然慢慢磨合了。
有一次，江冬秀因为胡适回家晚了，把饭菜一股脑倒进泔水桶。
胡适没说话，站在厨房门口看着。
过了会儿，他低声说：“你今天这脾气，比泔水还冲。”
江冬秀听完，愣了一下，居然笑了。
后来，胡适在北京大学任教，江冬秀也搬去北平。
不会讲普通话，也不识多少字。
胡适每天晚上教她识字、读报，慢慢地，她开始能读懂丈夫的文章，还能在他讲座时坐在台下听得津津有味。
抗战爆发后，两人辗转去了重庆，再到南京，最后定居台湾。
生活并不安稳，但江冬秀始终跟在胡适身边，从没离开过。
1962年2月24日凌晨，胡适在台北文教会馆心脏病突发，抢救无效去世。
当天江冬秀正在家中，接到电话后狂奔而来，还是晚了几分钟。
她站在灵床前，双手紧握，眼神呆滞。
有人劝她坐下，她摆了摆手：“等一等，我还想再看看。”
葬礼那天，江冬秀穿着黑色旗袍，扶着拐杖，一步一步走到灵柩旁。
她没有哭，也没说话。
只是低头，把一张泛黄的纸放在棺中。
那是一封旧信，是胡适在美国留学时写给她的，信里只有一句话：“我若归来，愿与你共老。”
1975年她去世后，胡适旧居的邻居说，从那年起，再也没看到她家窗户亮过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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