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春天，贵阳郊外的一个简易机场上，山风刺骨。
十几个身穿呢制服的军统地方头目站在寒风中等了很久，脸冻得发紫也不敢抱怨。
他们都知道，这一次来的是戴笠。
飞机落地那一刻，没人知道他为什么不直接飞到市区。
那会儿交通条件差，军事用机场往往设在山里。
可这次，戴笠选的降落点离贵阳市中心足有几十公里。
有人猜，是为了隐蔽。
也有人说，他想先看看那些特训班的“苗子”到底长啥样。
说起来，“青年集训班”在贵州才刚刚起步。
抗战全面爆发以后，军统在西南设立了好几个类似的训练点，名义上是“抗日干部培训”，实则是为特工系统培养能打能藏的骨干力量。
戴笠本人对这批年轻人非常看重，特别是女学员。
他认为，女性从事情报工作的“战术价值”很大，常常在公开发言里提起这事。
可问题就出在这。
戴笠一下飞机，第一句话不是问设备，不是问课程，而是：“女学员有多少？”
贵州站站长钱养林一听这话，脸色就变了。
他知道上头在催，但这批女学生确实不容易招。
一来家长不放心，二来这个行业本就神秘，招人靠的是人情关系和地方网络。
他赶紧支吾着回答：“有二十几个，都是挑过的。”
戴笠没说话，脸沉了几秒。
那气氛，谁都不敢出声。
直到毛人凤在旁边插了一句：“都长得不错吧？”
这话看似轻松，其实是救场。
戴笠点了点头，情绪才缓和下来。
那天晚上，钱养林悄悄去毛人凤房间送了个小木盒。
里面是十根小黄鱼——那时候的“感谢”，方式都很直接。
第二天早上八点，贵阳青年集训班的大礼堂里，站满了人。
男学员穿的是灰蓝色军服，女学员统一是美式军装，戴船形帽，齐刷刷站在前排。
那批女学生，是这次视察的重点。
戴笠刚一走上台，眼神就停在了前排一个女孩身上。
姚美龄，十九岁，西北人，家里做生意，书香门第。
她长得确实好看，但不是那种张扬的美。
她站得笔直，眼神清澈，脸上没有紧张的表情，倒更像是在打量这个场合。
戴笠开始讲话，一开始讲得很官式，提蒋介石的“最高指示”，提“青年即国家未来”，后来就讲到军统的任务——暗杀、渗透、反特。
正在这时，姚美龄突然开口：“不是说是为了抗日救国吗？怎么成了搞暗杀？”
她的声音不大，但因为在前排，还有点北方口音，台下的人全听见了。
礼堂一下安静了。
钱养林差点没站稳，马主任脸都白了。
这种场合，这种问题，简直是捅了马蜂窝。
戴笠把手里的茶杯拿起来，停在半空。
没人知道他下一秒会不会扔出去。
可没。
他只是盯着姚美龄看了几秒，然后把杯子放下。
稍微顿了顿，说：“你叫什么名字？”
姚美龄愣了一下：“姚美龄，十九岁。”
戴笠点了点头，笑了下：“挺好。
这才是我们想要的青年。”
所有人都懵了。
那一刻，谁都看得出来——姚美龄逃过了一劫。
但怎么逃的，没人说得清。
下午，毛人凤亲自带姚美龄去了戴笠的办公室。
那是栋两层小楼，外面种着几棵枇杷树。
办公室里没什么装饰，干净得有点冷。
戴笠给姚美龄泡了一杯美式咖啡。
那时候能喝上咖啡的地方不多，军统系统算是例外。
姚美龄坐下，紧张明显缓了一些。
他们谈了两个多小时。
从国家大事聊到家庭生活，戴笠还提到自己跟原配毛秀丛感情不好，说得挺真诚。
可姚美龄不是没见识的女孩，她心里知道，这种话背后往往不是表白，是试探。
她没拒绝，也没表现出亲近。
只是安静听着，偶尔点头。
戴笠没再提什么别的。
只是起身送了她下楼，站在门口看着她走远。
第二天，戴笠推迟了回浙江的计划。
原定的航班取消，行程表也没再更新。
再后来，姚美龄被调去了昆明，说是参与交通线保护工作。
不久后，这批女学员中有几人被派往前线战区，从此再无音讯。
姚美龄的名字，在军统的档案里出现的次数不多。
最后一次，是1940年春，重庆本部的一个调令记录，调她前往成都小组，任务内容未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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