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医院急诊室的长椅上坐了三个小时,等着办住院手续。胸口像压了块石头,喘不上气。医生说是心脏问题,得马上住院观察。
护士催了两次,让我去交押金。我掏出银行卡,手指有点抖。这张卡里的钱,是我这些年攒下的养老金,一直交给老伴王建国管理。
刷卡的时候,机器显示余额不足。
我愣了一下,以为是机器坏了。护士让我换一台试试,结果还是一样。她看着屏幕上的数字,抬头问我:"您这卡里只有两百多块钱,够交挂号费吗?"
那一瞬间,我脑子是空白的。
我给王建国打电话,响了很久才接。他声音很轻,像是刚睡醒:"怎么了?"
"我在医院,心脏出问题了。"我尽量让自己听起来平静,"卡里怎么没钱了?"
他沉默了几秒,说:"你等着,我马上过来。"
我在急诊室外面的走廊里等他。身边是各种忙碌的脚步声,有人推着轮椅经过,有人在打电话哭。我坐在那里,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傻子。
王建国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档案袋。他看起来比我还憔悴,眼眶有些红。
"对不起。"他开口就是这三个字。
我没说话,只是看着他。
他把档案袋递给我,里面是一沓医院的诊断书和费用清单。字迹模糊,但我还是认出来了,那是他的名字。
"去年查出来的,肝上有问题。"他说话的时候不敢看我,"一直在治疗,花了不少钱。"
我翻着那些单据,手开始发抖。不是因为生气,是因为突然明白过来——他为什么总说身体没事,为什么总是一个人出门,为什么最近瘦了那么多。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
"你血压高,怕你受不了。"他低着头,"而且我想着,能治好就治好,不用让你跟着担心。"
我想骂他,想问他凭什么自作主张。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我们结婚三十多年,他一直是这样,什么事都自己扛着,从不让我操心。
"现在呢?"我问,"治好了吗?"
他摇摇头:"控制住了,但需要长期吃药。"
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胸口还在疼,但不知道是心脏的问题,还是别的什么。
"押金的事,我去想办法。"他站起来,"你先别急。"
我拉住他的袖子:"你还能想什么办法?找儿子借吗?"
他没说话,脸上的表情告诉我,他确实是这么打算的。
我们的儿子在外地工作,前年买了房子,还着房贷,日子过得紧巴巴的。我和王建国说好了,不给孩子添麻烦。
"别去。"我松开手,"我自己打电话。"
我给我妹妹打了电话。她二话没说,一个小时后就把钱转过来了。办完住院手续,我躺在病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
王建国坐在床边,一直没说话。病房里很安静,只有走廊里偶尔传来的脚步声。
"我想过离婚。"我突然开口。
他抬起头,眼睛瞪得很大。
"不是现在,是五年前。"我转过头看着他,"那时候你总是晚归,手机也不让我碰。我以为你在外面有人了。"
他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后来我去查了你的行踪,发现你只是在公园里坐着,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我说着说着,眼睛有点酸,"你那时候刚退休,不适应,对吧?"
他点点头,眼泪掉下来了。
"我没告诉你,是因为觉得你需要一个人静静。"我说,"就像你不告诉我你生病,是怕我担心一样。"
他伸手握住我的手,手心很热:"我错了。"
"我们都错了。"我说,"都以为替对方扛着,就是为对方好。"
窗外的天色渐渐暗下来,病房里没开灯,显得有些昏暗。我们就这么坐着,谁也没再说话。
三天后,我出院了。医生说不是大问题,但需要注意休息,定期复查。回家的路上,王建国一直扶着我,像扶着一件易碎品。
晚上,我们坐在客厅里算账。把两个人的药费、生活开销都列出来,发现每个月确实不够用。
"我去找份工作吧。"王建国说,"小区门口的超市在招理货员。"
"你身体受得了吗?"我问。
"试试看。"他说,"总不能让妹妹一直帮我们。"
我没反对。我知道他需要做点什么,才能觉得自己还有用。
一个月后,他真的去超市上班了。每天早出晚归,回来的时候总是一身疲惫。但他从不抱怨,还会给我带回超市打折的水果。
我也找了份活儿,在家里给人做手工活,按件计费。虽然挣得不多,但总算能补贴一些。
有一天晚上,我们坐在阳台上吃西瓜。他突然说:"其实挺好的。"
"什么挺好的?"我问。
"现在。"他说,"虽然累,但心里踏实。"
我看着他,他的头发又白了一些,脸上的皱纹也深了。但眼睛很亮,不像之前那样躲躲闪闪。
"是挺好的。"我说。
西瓜很甜,夜风很凉。我们坐在那里,什么都不说,但什么都明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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