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2月的一个寒夜，北京城刮着刺骨北风，中南海里却灯火通明。毛主席的秘书匆匆跑进办公室，小声汇报：刚收到一封匿名信，指控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吞掉了数千亿旧币的军费。关于反腐，中央从不含糊，更何况这笔钱大半来自全国群众省吃俭用的捐款。毛主席伏案良久，最后一句话只有六个字：“把刘亚楼叫来。”
与此同时，刚从朝鲜前线返京的刘亚楼还在整理作战总结。接到通知，他顾不上休息，披上那件颜色已发白的旧军大衣就赶向中南海。一路上，他回想这几年为空军东奔西走的日子——从签订采购合同到挑灯审核每份报销表，连一个螺丝都要看清规格，他自认对得起良心。
刘亚楼的名字，最早与空军联系在一起是1949年夏天。那时全国解放大局已定，粟裕向中央汇报攻台计划时直言：没有海空军，胜算太低。毛主席当即拍板组建两支新军种。放眼解放军将领，论懂俄语、知技术、敢打硬仗，又在苏联拿过红星勋章的，只有刘亚楼一人符合标准。于是电报半天内飞往哈尔滨，周恩来一句“限一年见效”，把空军的框架硬生生推了出来。
从零起步谈何容易？飞机要买、飞行员要练、机场要修，连“无线电管制”四个字许多干部都读不顺口。最现实的是钱。根据财政部档案，当年首批采购米格–15、图–2和伊尔–14等数百架飞机，再加配件、弹药、培训，合同总额折合旧币已超两千亿。双方议价时，刘亚楼一度为多省下十万美元拍桌子拍到手肿。
1951年冬，朝鲜战场形势吃紧，空军首批飞行员被拉到安东。那段时间，每一颗航炮炮弹、每一次起落损耗都写进账本，深夜核对到第二天清晨是常态。有人曾打趣：“刘司令眼睛红得像导航灯。”他说：“弹药再贵，也比流血便宜。”句子虽短，却道尽他的算盘——省该省的，却绝不拿作战效能冒险。
三反五反运动席卷全国后，中央陆续查办了一批贪腐分子。刘亚楼知道风声，可他不怕查账，怕的是飞机不够、训练不够。就在此时，匿名信突然出现，质疑声也随之而来：空军经费怎么年年往上窜？飞机到底花了多少？专家小组尚未核算完，“贪污”两字已先一步贴到了他背上。
回到那晚的中南海。刘亚楼向毛主席敬礼，右臂举起时，腋下的军服竟裂开一道小口子，袖子上的补丁更是十分醒目。毛主席目光停在那补丁上，心里已有结论，但表情依旧严肃。“空军一年几千亿旧币，都进你腰包了？”毛主席举起那封信，语气平静却带压迫感。刘亚楼声音略哑：“主席，账随时能查，若有半分私占，甘愿军法处置！”
短短两句对话，道理胜过万言报告。试想一下，一个真吞了公款的人，怎么可能穿着破了口子的旧军装？毛主席的一声轻叹打破沉默：“先回去，把预算细目再拿来一份，我要让写信的人心服口服。”随后批示：财务、总后、审计三方交叉核查空军账目。一个月后，调查结论正式公布——费用支出合规，超额部分均为外购装备预付款和培训费，未发现刘亚楼个人不当得利。
风波虽平息，可财政仍捉襟见肘。为了凑下一批飞机的首付款，刘亚楼甚至同意分期付款并附带5%利息，这在当时是极为艰难的决定。有人私下议论“利息太高”，他却说：“咬咬牙先把空军骨架搭起来，日后自己造，就轮不到人家开价了。”不得不说，这句略带口语的判断后来被事实证明极准——十年后沈飞、成飞相继投产，彻底改变了依赖进口的局面。
1965年5月，年仅五十五岁的刘亚楼因劳累过度、肝癌晚期住进301医院。毛主席得讯赶来探望。病床前，他轻声嘱咐：“你好好休息，中国空军的起飞跑道已经铺直了。”刘亚楼微微摇头，仍惦记着未交付的新型号订单。医生在一旁提醒他不要激动，他却笑得很淡：“飞机快来了，可惜看不到它们排队起飞。”
同年五月十八日凌晨，心脏停止跳动的那一刻，刘亚楼留给秘书的最后一句话是：“账本锁在抽屉，别乱动。”这一句，仿佛又回到那间灯火通宵的办公室，仍旧是簿册与算盘相伴。
刘亚楼走后，空军后勤部门对外采购发票、培训支出与战争损毁补偿逐项汇总，最终数字远超当年匿名信所谓的“千亿”。事实给出了答案：支出虽大，却无一分流入私囊。毛主席在批注中写下八个字：英才早逝，功勋长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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