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11月10日凌晨两点多，皖豫交界的山路上，几辆军车关着大灯，只亮着微弱小灯，悄无声息地向河南新县驶去。冬夜的雾气把车身包得严严实实，偶有路边的村民被发动机的低沉轰鸣惊醒，却看不清车里躺着的人——那是刚刚告别南京的开国上将许世友。
车队指挥的是一位身材清瘦的老军人，他握紧军帽，神色凝重。没人敢打扰他，因为所有人都知道，前一天南京军区礼堂的告别仪式上，正是这位老人一句“必须半夜下葬”，才让原本的安排瞬间改写。
追悼仪式是在10月31日上午举行的。会场布置得庄重而克制，白色菊花铺满台阶，走廊里却堆着无处安放的花圈——连南京军区司令员向守志送来的，都只能靠在门口。守棺的参谋以为流程已定，突然，一名头发花白、却步伐生风的老人闯了进来。面对众人疑惑，他掷地有声地说：“让许将军半夜下葬。”
厅内先是一片寂静，随即议论四起。有人忍不住质问：“许司令为国征战一辈子，怎么能让他黑灯瞎火地下葬？”老人抬头，声音沙哑却平稳：“这是老许生前的最后交代，他要和娘亲静悄悄埋在一起，中央已同意，咱得守规矩。”
这位老人，正是开国少将肖永银，那年六十八岁。与许世友结下生死交情，要追溯到1935年川北通江的那场恶战。彼时肖永银负伤，被命令留在后方养伤，眼看主力就要踏上漫长的长征。军长许世友快步走来，只问了一句：“你还能走吗？”“能！”肖永银紧咬牙关。于是，一纸特批让这位受伤的营长登上了转战长征的队伍。没有这道命令，肖永银凶多吉少，两人从此情同手足。
二十年后，两人同在南京军区任职。许世友是司令，肖永银掌管装甲兵。逢年过节，司令部的院子里常能看见两位老将边喝黄酒边比武术，一招一式，虎虎生风。许世友不止一次说：“小肖，这辈子欠你一条命。”肖永银总是憨笑摇头：“是我欠你的，你要不拉我一把，我哪还有命喝这口酒。”
1985年初夏，许世友在前线视察装甲团时突感腹部剧痛，却以为只是老胃病。几天后，护卫发现他吃饭时常以拳抵肋部，便报告了夫人田普。经反复劝说，他才勉强去了上海华东医院。检查结果提示肝功能多项异常，医生建议立刻北上治疗。许世友听罢只说：“不用折腾，南京有医院。”
7月，南京总医院再次检查，肝癌嫌疑被提上日程。向守志几度请求他去北京301，但都被拦了回去。中央得知后，特派两名肝胆外科专家赴宁。面对专家劝说，许世友依旧摇头：“留在南京，离部队近。”他的倔强众人皆知，却没人想到，病情会在9月底急转直下。10月22日晚，他的心脏停跳，享年79岁。
消息先在军区小范围通报。中央的批示随即下达：许世友生前有请求，要与母亲合葬；鉴于其特殊贡献，准予土葬，但须低调，不办公开追悼会，仅限部队内部告别，不得大规模宣传。携令来到南京的，正是王震上将。王震把文件递给军区党委，补上一句：“老许这话生前提了多年，今天算是兑现。”
于是，告别仪式匆匆筹办。肖永银于10月30日晚才坐上夜车从武汉赶来，次日晨抵达南京。他见到灵柩那一刻嚎啕大哭，悲声震动全场，一度心脏不适被护士抬到休息室。苏醒后，他提出夜间安葬的理由：一是遵守中央“低调处理”之令；二是避免惊动乡亲，以免被冠以“开先例”的口实；三是完成许世友“与母同塚”的夙愿。
临行前，肖永银亲自拟定了运输方案：车辆须伪装成野外拉练；沿途不鸣笛、不悬灯；到达河南新县后立即就地掩埋，连墓碑也暂缓竖立。文件用公文袋封口，只写“机要专件”，连押车警卫都被告知“护送机密器材”。
凌晨三点，吊车升起灵柩，皖西微雨，土地松软。肖永银双手捧土，轻声念了一句：“老兄，你回家了。”随后，坟冢被覆，土面拍平，树枝伪装，连夜无声。没有军号，没有哀乐，只有几名老兵默默站岗。
消息还是在数日后传了出去。当地百姓得知“许司令长眠山中”，竹筐挑着白菊，自发前往祭奠。有人在树皮上刻下“为国为民”四字，粗糙却真挚。杨尚昆、徐向前随后分别托人送来石碑，两年后，一块灰白色花岗岩碑才落定，碑文仅六字：“许世友之墓”。
许世友一生征战，从胶东海滨打到天山深处，脾气火爆，立场分明。可到了最后，他只求与母亲同睡黄土。那句“半夜下葬”，听来突兀，却是对兄弟之约、对老兵遗愿的最终尊重。大将已逝，山河无言，夜色下的车灯早已熄灭，墓旁却时常飘来袅袅檀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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