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一群不会说话的婴儿关在一起，不教他们任何语言，他们会自己“发明”一种新语言吗？这个问题，真有人干过，而且结果一次比一次“离谱”。
古代国王的“禁声实验”
两千多年前，有些国王就被这个问题勾起了好奇心。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记载，埃及法老普萨美提克一世想知道“人类最原始的语言是什么”。
他的办法非常直接，找来一些新生儿，交给牧羊人照顾，严格禁止任何人在孩子面前说话。过了一段时间，他派人去听这些孩子“第一句自然蹦出来的话”是啥。
据说，有孩子发出类似“bekos”的声音，刚好是当时弗里吉亚语里“面包”的发音，于是他拍板：“原来人类最早的语言是弗里吉亚语。”
这故事今天被大多数学者视为半真半假的传说，因为没有详细记录孩子有多大、发了多少种声音，也没人认真写下他们的生理和心理状态。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如果你把婴儿放在一个几乎没有语言刺激的环境里，他们不是“安静地等着开口说一种古老语言”，而是：认知、情绪、社交都会严重受损，活下来都成问题，更别提创造新语言。
更扎心的证据来自现代。
1970 年，美国加州发现了一个 13岁的“野孩子”吉妮（Genie）。她从 20 个月大起，就被父亲关在小房间里，长期被绑在椅子上，几乎没人跟她说话，也没有任何正常互动。被救出时，她只会发粗糙的声音，连“吃”“水”这种基本词都不会。
后来研究团队花了几年时间密集教她语言。结果是：她能学会一些名词和动词，比如“苹果”“我要水”；但一到语法层面就完全卡住——搞不懂“猫追狗”和“狗追猫”的差别，时态、复数这些更是无从掌握。
这件事在心理学上几乎被当成铁证，语言能力有关键期，大致在儿童早年的那几年。如果在这段时间几乎没有语言输入，大脑里负责语言的系统就像荒废的土地，再怎么浇水，也很难长出一片完整的森林。
所以，假如你真把一屋子婴儿关起来，硬性切断一切语言输入，现实结果更接近“严重发展迟缓”而不是“自创人类第 N 语言”。这不是浪漫的语言起源童话，而是一场几乎可以预见的悲剧。
没人教语法，孩子也会“偷偷长出”一套规则
真正给这个问题突破口的，是一群听不到别人说话、也没学过手语的孩子。
上世纪 70–80 年代，美国心理学家苏珊·戈尔丁-梅多做了一个持续多年的研究。她找了一批先天重度听障的孩子：他们的父母都是健听人，不会手语，家里也没有专业手语老师，日常沟通，基本靠爸妈本能的比划和表情，指一指、挥一挥、拉一拉这种。
乍一看，你会以为这些孩子最多就会一些“要吃”“不要”“生气”之类的简单动作。但研究团队把他们在家里的日常沟通都拍下来，慢慢分析后发现，情况完全不简单。
这些孩子在没人教他们“主语、宾语、语法”的情况下，自发造出了一套小型的“手势语言系统”。
他们会固定手势顺序。比如想表达“我拿球”，常见模式是：先指自己，再做“拿”的动作，再指球。如果要表达“球打到我”，就会换成“球/打/我”这样的顺序，前后非常稳定。
他们会区分“东西”和“动作”。表达“杯子”时，用的是一个类似轮廓形状的固定手势；表达“喝水”，则是完全不同的连续动作。
戈德温-梅多把这种现象叫做“家庭手势（homesign）”。它还不是一门完整语言，但已经不只是几个人之间随便比划，而是有稳定结构、可以长期使用的“小系统”。
这说明了两件事。
第一，人类大脑确实有一套“做语言”的天赋。只要你给一点点可观察、可模仿的沟通材料（哪怕只是家长零散的比划），孩子就会主动往“语言”的方向加工：固定顺序、抽象规则、区分类别。
第二，这股天赋需要“火星”点燃。如果你把所有外界可理解的信号都切断，孩子的语言能力不仅不会“自动开机”，反而会萎缩。我们看到的那些“野孩子”案例，就是在几乎无输入的环境下，大脑语言系统严重受损的结果。
既然单个孩子会自创手势，那如果是一大群孩子呢？他们会不会把这些碎片拼在一起，慢慢长出一门真正的语言？
现实世界里，正好有一个“自然实验”给了答案。
尼加拉瓜：一群聋孩子，从零长出一门新语言
地点在中美洲的小国尼加拉瓜，时间大约是 1970 年代末到 1990 年代初。
在那之前，全国的聋哑孩子都散落在各个家庭里，每个人和自己家人慢慢磨合出一套“家庭手势”，家里人能看懂，外人则完全不知道他们在比什么。
1977 年，尼加拉瓜在首都马那瓜成立了第一所聋校。起初只有 50 多个孩子，几年后扩展到 400 多人。学校的设计初衷，是让这些孩子学会读唇和说西班牙语，因此没有系统教授手语。
但老师们很快发现一个怪现象：课堂上，孩子们对口语课兴趣寥寥，往那一坐就蒙；一到课间操场、宿舍，整个学校却热闹得像菜市场，一群孩子冲着彼此疯狂打手势，表情丰富，动作飞快，老师却几乎看不懂。
刚开始，那只是各自家庭手势的大杂烩。但当上百个孩子被放在同一个环境里，每天十几个小时面对面互动，这些手势就开始发生结构化变化：
一些动作被大家反复使用，含义逐渐统一；一些复杂长动作被拆成更小的、可组合的单元；新的手势被发明出来补足表达空缺；用法不清晰、太费劲的动作逐渐被淘汰。
美国语言学家朱迪·克沙在 1980 年代中期加入研究，系统记录了不同年龄、不同入学年份孩子们的手势系统。她发现一个惊人的趋势。
第一批“老学生”用的系统还比较像“家庭手势延伸版”，表达“卡车从山上开下来”，他们会一整串连贯动作，从高处往低处画出一条弯弯曲曲的轨迹。
而随后几年进校的更小一代孩子，在模仿这些大孩子时，却主动做了“拆分”。
他们先用一个固定动作表示“卡车”，再用一个空间路径动作表示“向下开”，再用手势起始位置表示“从高处来”。这已经非常接近口语里的“名词 + 动词 + 状语”结构。
随着新一代孩子陆续加入，这种“拆分–组合–固定”的趋势越来越明显：手势顺序变得稳定，比如逐渐固定成“主语–动词–宾语”；用空间位置、重复等手段表达时态、数量、条件；不同孩子使用的形式和规则高度一致，可以用来讲故事、聊抽象话题。
短短二三十年，一门全新的手语——尼加拉瓜手语（NSL），就这样在孩子们中间悄悄诞生，并且可以跨代传承。语言学家普遍认为：NSL是人类史上少数被“从诞生就全程记录”的自然语言之一。
问题是这些孩子没有被正式教过任何成熟手语，他们的手语结构也明显不同于当时其他国家的手语系统，却在密集互动中发展出一整套语法规则。
这和“埃及孩子完全被剥夺语言输入”的情形形成了鲜明对照。
结语
在我看来，真正能催生新语言的，不是残酷的禁声实验，语言也不是哪一个天才发明出来的，也不是某个权威教科书赐给我们的。
它更像是无数孩子，在和身边的人反复说错话、比错手、被误解、再修正的过程中，一点点磨出来的“人类共同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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