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明：本文基于历史事件进行文学化改编创作，部分情节、对话及细节为艺术加工，旨在呈现历史故事的戏剧张力，不代表历史绝对真实。请读者理性看待，勿将虚构情节与历史事实混淆。
1962年的哈尔滨，初夏的风里夹杂着丁香花的味道，却吹不散剧院后台那股凝重的气氛。
“张老师，该您上场了。”报幕员小李轻手轻脚地走过来，像是怕惊扰了什么。
张权深吸了一口气，站起身。她今天要唱的是《贺新郎》。这是一首宋词改编的曲子，也是老莫生前最喜欢哼唱的调子。
台下黑压压的一片，全是人。当钢琴的前奏响起，那凄婉的旋律瞬间抓住了所有人的心。张权开口了，声音清亮，穿透力极强，直冲剧院的穹顶。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
唱到“苦情重诉”这四个字时，张权的视线突然模糊了。聚光灯的光晕里，她仿佛看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正站在二楼的眺台上，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灰色中山装，微笑着冲她挥手。
那是老莫。
可是，老莫已经走了四年了。
在那一瞬间，巨大的悲怆像潮水一样涌上来，差点将她淹没。她强忍着泪水，指甲深深掐进了掌心。台下的观众并不知道，这位在舞台上光芒四射的“东方茶花女”，心里正淌着血。
那个让她魂牵梦绕的男人，那个甚至连尸骨都还没找到的男人，成了她这辈子都无法愈合的伤口。
01
把时间倒回到1936年。那是杭州最好的时节，西湖边的柳树发了新芽，国立杭州艺术专科学校的校园里，到处都是年轻而躁动的气息。
那一年的张权，才17岁。她长得漂亮，是一种带着书卷气和冷艳的漂亮。她是学声乐的，天赋极高，但在同学们的眼里，这个女生有点“怪”。
她太傲了。
那时候的男学生，谁不喜欢漂亮的女同学？每天都有人变着法地在她经过的路上等着，或者是借着讨教乐理的名义去搭讪。可张权从来不多看一眼，她的眼睛里似乎只有乐谱和钢琴。有人私下里给她起了个外号，叫“冰美人”。
直到莫桂新的出现。
莫桂新比张权大两岁，是油画系的学生。他在学校里是个风云人物，长得高大英俊，篮球打得好，排球更是校队的主力。更要命的是，这人还有一副天生的好嗓子。
因为嗓音条件太好，学校的俄籍教授马巽动员他也来学声乐。就这样，两个原本在不同专业的人，有了交集。
那天下午，阳光很好。张权刚从琴房出来，正抱着书往宿舍走。
路过操场的时候，一阵欢呼声吸引了她的注意。她下意识地转头，正好看到一个穿着白色运动背心的男生高高跃起，一个漂亮的扣杀，排球重重地砸在对方的场地上。
那个男生落地后，大笑着抹了一把额头上的汗，阳光照在他年轻的脸上，显得那样生机勃勃。
那就是莫桂新。
也许是感觉到了目光，莫桂新转过头，正好撞上了张权的视线。
以往要是别的男生看过来，张权早就冷着脸走开了。可那天，她竟然没动。莫桂新愣了一下，随即露出了一个灿烂的笑容，露出一口白牙。
那一刻，张权心里的冰，裂开了一条缝。
后来的日子里，同学们惊讶地发现，那个“冰美人”变了。她开始出现在操场边，虽然还是不怎么说话，但目光总是追随着那个身影。而莫桂新呢，那个在球场上叱咤风云的大男生，一到了声乐课上，眼神就没离开过张权。
那时候的爱情，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两个人常常约着去西湖边练声。莫桂新虽然主修油画，但对音乐的悟性极高。他懂张权歌声里的情感，张权也欣赏他画笔下的色彩。
“你以后想做什么？”有一次，莫桂新问她。
“我想站在最大的舞台上唱歌，让全世界都听到中国的声音。”张权眼里闪着光。
莫桂新看着她，认真地说：“那我给你画海报，给你做伴唱。反正，你在哪，我就在哪。”
然而，好景不长。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了。
宁静的校园生活被炮火震碎。学校决定西迁，学生们不得不踏上流亡的道路。
张权跟着家人，沿着长江一路向西逃难。一路上，那是真正的兵荒马乱。天上有日本人的飞机轰炸，地上是望不到头的难民队伍。张权那时候心里只有一个念头：他还活着吗？
到了重庆后，日子暂时安定下来。张权每天都在打听杭州艺专的消息。终于有一天，她收到了一封信。
信封上的字迹有些潦草，显然是在匆忙中写下的，但张权一眼就认出来了，那是莫桂新的字。信里只有简短的几句话，告诉她学校已经迁到了湖南沅陵，他现在很安全，正在等她。
拿着那封信，张权哭得像个孩子。她不顾家人的担忧，毅然决定启程去湖南找他。
当她在沅陵见到莫桂新的那一刻，所有的矜持和顾虑都抛到了九霄云外。那个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如今衣服破旧，满脸尘土，瘦了一大圈。但当他看到张权时，眼睛里的光亮得吓人。
“你来了。”莫桂新声音有些哑。
“我来了。”张权走过去，紧紧抓住了他的手。
从那以后，他们再也没有分开过。
随着战事吃紧，学校继续向西迁徙，从贵阳到昆明。这一路上，由于条件的艰苦，很多同学都退学了，但他们两个始终互相扶持。
在昆明的时候，抗日救亡运动正如火如荼。张权和莫桂新加入了宣传队。在街头巷尾，在简陋的广场上，他们唱《太行山上》，唱《游击队之歌》。
张权的高音激昂嘹亮，莫桂新的男中音浑厚有力。他们的歌声像是一把火，点燃了无数流亡百姓心中的希望。
1940年的初冬，两人来到了重庆，进入了新成立的国立音乐学院。也是在这一年，他们迎来了一个重要的机会——歌剧《秋子》。
这是抗战时期的一部大型歌剧，讲的是一对日本恋人因为战争被迫分离的悲剧。导演在选角的时候，几乎没有任何犹豫，直接定下了张权和莫桂新。
“你们俩不用演，站在一起就是戏。”导演这么说。
事实证明，导演是对的。
排练的日子是辛苦而甜蜜的。剧中有大量的二重唱，需要极高的默契。对于现实中早已心意相通的两人来说，这简直是量身定做。
首演那天，重庆的大戏院里座无虚席。
当张权和莫桂新唱起那首《爱之梦》时，台下一片寂静。他们的声音交织在一起，不仅唱出了剧中人的悲欢离合，更唱出了在那个动荡年代里，人们对和平与爱情的渴望。
演出结束后，掌声持续了整整十分钟。周总理当时也在台下观看，演出结束后特意到后台看望他们，连连称赞：“唱得好！演得真挚！”
《秋子》轰动了山城，连演了五十多场。张权和莫桂新，成了当时最耀眼的“歌剧伉俪”。
抗战胜利后，两人结了婚，回到了天津。那时候，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可爱的孩子，生活虽然不算富裕，但充满了欢声笑语。
1947年，张权得到了一个去美国留学的机会。
面对这个难得的机会，张权犹豫了。孩子还小，家里离不开人。如果她走了，重担就全压在莫桂新一个人身上。
那天晚上，她试探着跟莫桂新说了这件事，本来以为丈夫会反对，或者至少会抱怨几句。没想到莫桂新一听，眼睛一下子亮了：“去！必须去！这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机会。”
“可是孩子们……”张权看着熟睡的儿女。
莫桂新走过来，揽住她的肩膀：“家里有我呢，你是属于舞台的，你的天赋不能浪费。你去学好了，回来教我们，教咱们的孩子。”
就这样，在莫桂新的全力支持下，张权踏上了赴美的轮船。
在美国的几年，张权拼命地学习。她不仅学西洋歌剧，还在独唱音乐会上穿旗袍唱中国民歌，让那些傲慢的外国人听得目瞪口呆。
而莫桂新在国内也没闲着。他一边照顾孩子，一边创办了“黄钟歌咏团”，在天津排演《黄河大合唱》，事业同样搞得有声有色。
虽然隔着大洋，但两人的心始终贴在一起。莫桂新每隔几天就会寄信，信里夹着孩子们的照片，还有他画的速写。
1951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早已传遍大洋彼岸。此时已经拿到硕士学位的张权，拒绝了美国方面的高薪挽留，毅然决定回国。
她要回家，回到那个有莫桂新，有孩子，有新希望的地方。
回国那天，莫桂新带着孩子去码头接她。当张权走下舷梯，看到那个熟悉的身影时，她觉得，这辈子最幸福的时刻莫过于此。
两人双双进入了中央实验歌剧院。莫桂新做指挥，张权做独唱演员。他们在北京安了家，又生了个小女儿。
那几年，是他们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周末的时候，一家人会在院子里唱歌，莫桂新拉手风琴，张权带着孩子们唱。邻居们都羡慕得不得了，说这家人简直就是画里走出来的。
1956年，张权主演了歌剧《茶花女》。这是中国第一次上演这部世界名著。张权的演出极其成功，被誉为“东方茶花女”。
那时的他们，站在事业的巅峰，享受着家庭的温暖。他们以为，日子会这样一直幸福下去，直到白头。
可是，命运有时候就是这么残酷，它给你所有的美好，就是为了在打碎它的那一刻，让你痛不欲生。
02
1957年的风，比起往年似乎更凛冽了一些。
起初，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征兆。剧院里的会议变多了，大家说话的语气变得小心翼翼，眼神里多了些闪躲。张权专注于排练，对政治并不敏感，她总觉得，只要把歌唱好，把戏演好，就是对国家最大的贡献。
但莫桂新不一样。他性格直爽，又是搞指挥的，平时说话就嗓门大，爱提意见。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这种直爽成了致命的弱点。
那是深秋的一天，张权刚结束排练回家，发现家里的气氛不对劲。莫桂新坐在沙发上，没开灯，屋子里黑漆漆的。
“老莫？”张权试探着喊了一声，伸手开了灯。
灯光亮起，张权吓了一跳。莫桂新的脸色灰败，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
“怎么了？出什么事了？”张权放下包，急忙走过去。
莫桂新抬起头，眼神里是一种张权从未见过的迷茫和恐惧：“权，他们说……我是历史反革命。”
“什么？”张权以为自己听错了，“谁说的？这怎么可能？咱们抗战的时候就在街头唱救亡歌曲，后来又放弃国外优越条件回来建设祖国，怎么可能是反革命？”
“没用的。”莫桂新苦笑了一声，声音沙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有人举报我以前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言论，还有我在学校里提的一些关于艺术管理的建议，都被定性了。”
张权愣在原地，只觉得天旋地转。
接下来的日子，噩梦开始了。
先是张权自己。因为她在会议上替几个被批评的同事说了几句公道话，也被划为了“右派”。虽然相比莫桂新，她的处境稍好一些，但也从备受尊敬的首席主演，一下子跌落到了尘埃里。
她的工资连降三级，演出被停止了。剧院领导找她谈话，冷冰冰地通知她：“以后不用上台了，去服装组帮忙洗演出服吧。”
曾经那双在舞台上熠熠生辉、接受鲜花和掌声的手，如今要浸泡在冰冷的肥皂水里，去刷洗那些沾满汗渍和灰尘的戏服。
张权没哭，她咬着牙接受了。只要一家人还能在一起，洗衣服算什么？
可是，那些人并没有打算放过莫桂新。
关于莫桂新的处理结果很快下来了：开除公职，送往黑龙江兴凯湖农场劳动改造。
听到“兴凯湖”三个字，张权的心凉了半截。那是北大荒，是极寒之地，离北京几千里远。莫桂新身体本来就不算太强壮，又是搞艺术的，哪里受得了那种苦？
“能不能不去？就在北京改造不行吗？”张权去求领导，去求那些曾经的朋友。
可是，以前那些见面对她笑脸相迎的人，现在看到她就像看到了瘟神，避之唯恐不及。有的干脆闭门不见，有的则打着官腔说这是上面的决定。
出发的日子定在了一个冬日。
那天早晨，北京下着雪。张权给莫桂新收拾行李。她把家里最厚的棉衣、棉裤都找了出来，又连夜缝了一双厚鞋垫。
三个孩子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爸爸要出远门。
“爸爸，你要去哪儿啊？什么时候回来？”小女儿拉着莫桂新的衣角问。
莫桂新蹲下身，此时的他胡子拉碴，早已没了往日的风采。他用满是胡茬的脸蹭了蹭女儿嫩滑的小脸蛋，强忍着泪水说：“爸爸去个很远的地方工作，等春天来了，爸爸就回来了。”
“真的吗？”
“真的，爸爸什么时候骗过你。”莫桂新笑着，眼泪却在眼眶里打转。
张权站在旁边，死死咬着嘴唇，不让自己哭出声来。她知道，这一别，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
火车站里人头攒动，到处都是送别的人。大多是和莫桂新一样的命运，被发配到边疆。
“权，家里就交给你了。”临上车前，莫桂新紧紧握住张权的手，力气大得像是要把她的手骨捏碎，“照顾好孩子，照顾好妈，你要坚强。”
“我知道，你放心。”张权的眼泪终于忍不住流了下来，“你也要保重，到了那边不管多苦，都要活着，我和孩子等你回来。”
“我一定回来。”莫桂新重重地点了点头。
汽笛声响了，那是催命的号角。莫桂新松开手，转身上了车。
车轮缓缓启动，张权跟着火车跑。她看到莫桂新挤在车窗边，拼命地向她挥手，嘴型在动，似乎在喊着什么。
张权听不清，但她看懂了。他在喊：“回去吧！天冷！”
火车越来越快，最终消失在茫茫的风雪中。张权站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感觉整个世界都空了。她不知道，这竟然是她最后一次见到活着的莫桂新。
回到家，看着屋子里熟悉的摆设，看着墙上挂着的莫桂新的油画，张权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独。
以前家里有什么事，都有莫桂新顶着。现在，天塌下来，只能她一个人扛。
她看着三个懵懂的孩子，还有年迈的婆婆，告诉自己：张权，你不能倒下，如果你倒下了，这个家就真的完了。
她擦干眼泪，开始学着怎么做一个没有丈夫的妻子，一个缺少父亲的孩子的母亲。
而在遥远的北方，兴凯湖的风雪，正等待着那个文弱的艺术家。
03
莫桂新走后，家里的日子变得异常艰难。
张权的工资降到了最低标准，要养活三个孩子、一位老人，还要给远在农场的莫桂新寄东西，这点钱根本是杯水车薪。
以前她是著名的歌唱家，出门有车接送，吃穿不愁。现在，她得学会算计每一分钱。菜场上剩下的烂菜叶，她会买回来腌咸菜；孩子们的衣服短了，她就接上一截接着穿。
为了维持生计，她开始变卖家里值钱的东西。
先是首饰，然后是莫桂新收藏的一些画册，最后甚至连那架钢琴都想卖掉。但小女儿抱着琴腿哭着不让卖，那是爸爸教她唱歌的地方。张权心软了，留下了钢琴，那是这个家最后一点关于音乐的尊严。
最难熬的不是穷，是周围人的眼光。
大院里的人都知道她家出了个“反革命”，平时见面连招呼都不打。孩子们在学校也受欺负，回来哭着问：“妈妈，为什么同学说爸爸是坏人？”
张权抱着孩子，一遍遍地解释：“爸爸不是坏人，他是被冤枉的。总有一天，大家会知道的。”
支撑张权活下去的动力，是莫桂新的信。刚去兴凯湖的时候，信来得还算勤。大概半个月能收到一封。信里的内容总是报喜不报忧。
莫桂新在信里说：“这里虽然冷，但风景很壮阔，像咱们在俄罗斯画册里看到的一样。”
他说：“劳动虽然累，但身体结实了不少，饭量也大了。”
他还说：“我想念你们，想念家里的红烧肉。等我回去了，我要给你画一张最大的肖像。”
张权是个聪明人，她怎么会看不出这些话背后的辛酸？莫桂新是拿画笔和指挥棒的手，现在却要去拿锄头、去抬石头。兴凯湖冬天气温能到零下三四十度，他在信里字迹歪歪扭扭，明显是手冻僵了写出来的。
每次收到信，张权都要躲在被窝里哭一场，然后擦干眼泪，给莫桂新回信。她在信里只说家里一切都好，孩子们很听话，婆婆身体硬朗，让他安心改造，争取早日回家。
她在鞋垫底下藏了一封遗书。那是她在最绝望的时候写的。她想过死，想过一了百了。但每当看到孩子们的睡脸，看到那封来自北方的信，她又把遗书塞了回去。
可是，到了1958年的下半年，信越来越少了。
以前半个月一封，后来变成一个月，再后来两个月都没有只言片语。
张权开始慌了。她不停地写信去问，寄出去的信却像是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回音。
“是不是生病了？”婆婆担心地问。
“不会的，老莫身体底子好，可能是农忙，没时间写。”张权安慰婆婆，也是在安慰自己。
冬天又来了。北京的风刮得窗户呜呜作响。
张权总是做噩梦。梦里是一片白茫茫的雪地，莫桂新穿着单薄的衣服，在雪地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一边走一边喊：“权，我冷……我饿……”
张权想跑过去给他披上大衣，可怎么跑也跑不到跟前。最后眼睁睁看着莫桂新倒在雪地里，被大雪覆盖。
“老莫！”张权常常在深夜惊醒，一身冷汗，枕头湿了一大片。
这种煎熬的日子持续到了年底。
那天下午，张权正在院子里洗衣服。虽然是冬天，但为了省钱，她还是用冷水。双手冻得通红，骨节生疼。
“张权！有你的电报！”门口传达室的大爷喊了一声。
听到“电报”两个字，张权手里的衣服“啪”的一声掉进了水盆里。
那个年代，普通人家很少发电报。除非是出了大事，急事。
她顾不上擦手，湿淋淋地就跑了出去。
站在传达室门口，看着大爷手里那张薄薄的纸片，张权的腿突然软了，怎么也迈不动步子。
那是一种来自本能的恐惧。她有一种强烈的预感，这张纸上写的内容，会彻底摧毁她最后的希望。
“拿着啊，是黑龙江发来的。”大爷看她不动，催促了一句。
张权颤抖着伸出手，接过电报。她的手指僵硬，试了好几次才撕开封口。
那一刻，周围的世界仿佛都静止了。风声停了，鸟叫声没了，只有她自己的心跳声，像擂鼓一样在耳边轰鸣。
她慢慢地展开电报，目光落在上面那行简短的字上。
04
电报纸有些发黄，上面的字迹是打印出来的，冰冷且没有温度。
张权的目光在那短短的一行字上聚焦，瞳孔瞬间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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