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11月，抚顺铁粉厂的仓库里正清点遗物，一件磨得发亮的狐皮大衣被轻轻抖开，褪色的内衬缝着几行小字——“泽青一九五一”。年轻工人不明所以，老会计顾广生却怔住了，脑海里闪过二十六年前那场审查会的灯光与质问声。所有关于毛万才（解放后登记名）的回忆，就此被扯了出来。
往前推回到1951年1月，东北的冷风像刀片。抚顺发电厂的职工食堂贴满了“三反”标语，谁都琢磨不透下一张纸会钉在谁的门口。就在这个气氛里，一个细小的传闻炸响：会计毛万才手里忽然多了三百块现洋，还给妻子买了狐皮大衣。大家低声嘟囔：“他老婆没工作，孩子正吃奶，这钱从哪儿变出来？”
审查组很快找上门，将毛万才请到值班室。灯泡把影子拉得老长，审查员第一次开口就问：“工资四十多块，家里欠账多年，突然翻身，是不是贪污？”毛万才憋了半天，只说一句“账面经得起查”。对方不松口，抄家、核对账册，一通忙活仍一无所获，狐皮大衣却成了最醒目的“证据”。
当夜气温零下二十五度，审查员把茶杯重重搁在桌面：“不解释，你就别想走。”毛万才指尖发抖，心里翻江倒海——说出实情，势必暴露与毛主席的关系；不说，便笼上贪污嫌疑。僵持许久，他低声开口：“大衣和三百块，是三哥毛泽东给的，他让我带孩子回趟老家。”
“胡扯！”一声拍案，屋里顿时静得只剩风声。审查员不信，质疑声连珠炮似的砸下来：“毛主席的弟弟，怎么会跑到抚顺当会计？”毛万才只得从贴身口袋取出那封1949年11月15日的信，宣纸已被汗水浸出折痕，落款“毛泽东”三字却极醒目。几位审查员轮番比对笔迹，又同中共辽宁省委求证，疑云这才消散。
误会解除并未让日子好过多少。厂里的同事改口唤他“老毛师傅”，仍有人半真半假地撮合：“要是能替咱厂跟北京搭个线，指标、项目不都来了？”毛万才笑而不答，转身进车间继续核算原料。有人背后嘀咕他死心眼，他只说一句：“三哥常讲‘亲者严’，我可丢不起这个人。”
其实，毛万才与毛主席的血缘并未给他带过丝毫优待。1925年他才九岁，跟着儿童团放哨；1937年辗转上海、延安，改名“运才”又被毛主席半开玩笑改成“万才”；抗战时期在西安经商供应后方，耳朵被炮弹震伤，听力从此大不如前。新中国成立后，他主动申请去最缺人的阜新发电厂，工资低得可怜，孩子出生那阵竟凑不出奶粉钱。
1950年冬，毛主席在中南海见到久别的弟弟，一眼就看出他脸色蜡黄。当着警卫员的面，毛主席也没客套，伸手摸摸大衣袖口的旧补丁，幽默地说：“这身行头，比延安窑洞那会儿还寒碜。”随后拍了拍他的肩膀，给孩子塞了辆小木车，又拿出三百块稿费：“回韶山看看乡亲，顺便让侄儿见见天地。”正是这笔钱，把弟弟推向“三反”风口。
后来的故事更显清苦。因为“特殊背景”暴露，发电厂书记屡次托他打“亲情牌”被拒，一怒之下把他调去铁粉厂做副厂长，名头听着响，实际是吃力不讨好的苦差。厂里领导外出大吃大喝，往往把账单推给他签——借口是“你级别最高”。某次被群众揭发，真正挥霍的人反咬他一口，连带那堆账单都拿来作证，毛万才面对指控只丢下一句：“你们太坏了！”便心脏骤痛倒在椅子上。
生活窘迫，情面又多。朋友顾广生一次玩笑：“午饭该你请吧？”他掏出皱巴巴二十块，买四盒烟、一盘猪头肉，笑得腼腆。朋友这才晓得，他家七口挤在十二平方米的平房里，孩子想吃根冰棍都得掰开数零钱。顾广生私下跑到市里打报告，才帮他们换到一套旧公房。对此毛万才只说：“组织照顾够多了，比咱困难的人还多。”
1976年9月9日深夜，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来。毛万才扶着墙，眼睛盯着那张唯一的合影，久久移不开。没有公开哭喊，没有向组织递什么申请，他把身上仅有的五十七块工资塞进信封，让大儿子带回韶山：“给祖坟添把新土。”仅此而已。
1981年春天，毛万才因心脏病突发去世，遗嘱很简单：狐皮大衣捐给厂史陈列室，三哥的信随身火化，不留后患。工友得知消息，议论声再次冒出——“领袖弟弟到头来还是普通工人”。顾广生听完，只摇摇头：“他要的就是这四个字——普通工人。”
事到如今，那件补丁遍布的大衣仍挂在抚顺博物馆玻璃柜里，参观者很难把它和“贪污”联系到一起。了解内情的人却清楚，这段插曲折射的，是那个年代对亲情、原则与私心的复杂碰撞；而毛万才，用一生把自己摆在最不显眼的位置，偏让别人无从质疑——这才是真正不给毛主席抹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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