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初春，北三环外的水利部小礼堂里人声鼎沸。新任部长傅作义穿着旧军装改制的呢子大衣，拎着公文包准时走进会场。一位陪同的处长压低嗓音问：“傅部长，咱们要不要换身便装？”傅作义摇摇头：“穿惯了军装，先把活儿干好再说。”谁都没想到，一年后全国大授衔，这位昔日华北总司令却静悄悄地坐在水利部办公室，根本没有领取哪怕一枚肩章。
9月27日，人民大会堂授衔典礼结束的当晚，北京城里仍是一片喜气。有人对着报纸感慨，陈明仁、董其武、罗如何、李明如何连封上将，可那位救过北平古城的傅老总却榜上无名。议论不胫而走：“傅老总怎么会连上将也没有？”在老兵圈子里，这问题被问了一整夜。
1955年的军衔制度参照苏军模式，设置元帅、大将、上将、中将、少将数级，名额早早划定。大将只有十席，元帅九席，名单层层保密。军委办公厅的人后来回忆，名单提交时就没有傅作义，这才引出“委屈说”。毛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谈到此事，语气平静却意味深长：“上将是委屈他的。”刘少奇接话：“的确，他这个分量，至少也得是大将。”一句话揭开谜底——不是不够资格，而是难以定位。
要谈资格，傅作义的抗战纪录摆在那里。1931年9月，他和五十多位北方将领通电全国，主张团结御侮；1933年长城抗战，他在南口、榆关一带连夜调兵，硬把日军第八师团堵住一天，击毙两百余人，己方付出三百多条性命。命令撤退时，他愤然对参谋说：“难道守土有错？”
1936年11月，绥远集宁雪地，傅作义顶着零下二十度寒风指挥三个师，把板垣征四郎的“满蒙独立军”赶出城外。日军开出金条和满洲国高官位置，他当即回绝：“宁饮塞北风沙，不做亡国奴。”那场胜利成了国内少有的正面击溃日军案例。
一年后太原保卫战，他写信回家，“如城在，人亦在”，六个字被作战处钉在墙上。太原终究失守，不过傅部的阻击让卫立煌主力安全南撤，也给日军留下8000多伤亡。1940年五原大捷再斩日军一个中将，士气可想而知。
解放战争初期，聂荣臻曾在大同、集宁连吃几回苦头，对傅作义的“骑三千里、袭两座城”颇有压力。1948年末，平津战役摆在桌面。蒋介石要傅作义退守塘沽突围，他却密电张治中，暗示愿意议和。随后多轮谈判，北京城得以完好交出，二三十万军民免遭炮火，一千多座文物古迹保住了。陈毅后来对人说：“这份功劳，值得把房子让出来。”酒桌上他真的把宾馆房间换给了傅作义。
北平和平解放次月，绥远也跟着举义。那年2月22日，西柏坡会客室，毛主席亲自迎来这位昔日劲敌。主席笑称：“天坛大的勋章奖给你都不为过。”双方落座，一壶热茶说到深夜。傅作义提出不愿再统兵，想做些建设性的事——“治河修水库，总比打仗强。”主席欣然同意，随后周恩来提议让他出任水利部部长。
授衔之时，军委有条硬规矩：转入地方的干部不列军衔。傅作义既然主动交出部队，按条款自然不在名单。有人劝他保留“警备师”名义继续领兵，他摆手：“一把年纪了，不抢年轻人饭碗。”其实中央仍替他留下一个警卫团当护卫，不得不说，这是政治信任的象征。
1959年秋，一营警卫兵在外部潜伏特务煽动下闹事，枪声惊动香山。总参连夜调查，结果表明属敌特破坏。毛主席没有追责傅作义，只淡淡说：“老傅有心无力，护得住北平就行。”这番体谅让周围人印象深刻。
外界常用“没有军衔”评断傅作义，其实他享受副总理级待遇，列席重要会议，列车、座机都按副国级规格配备。1954年治淮工程开工，现场的图片里，他戴草帽、挽裤脚，跟民工一起站在泥水里推土。记者问他：“您是华北总司令出身，怎么不怕吃苦？”他笑答：“修大坝跟打仗一样，前线不去看看，心里不踏实。”
1974年4月19日，傅作义病逝于北京医院，终年七十七岁。追悼会设在八宝山礼堂，周恩来硬撑着病体主持，叶剑英代中央致悼词：“傅作义同志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与国家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送行队伍里，不少当年的平津老对手默然肃立，枪炮声与欢呼声似乎都已远去，只剩岁月沉淀的敬意。
纵观始末，傅作义没有出现在1955年的将星队列，并非冷落，而是他自己作出的选择，加之制度所限。毛主席那句“上将委屈他了”，表面轻描淡写，实则点明了两层含义：其一，功绩有目共睹，绝非区区上将可概括；其二，真正的褒奖是信任与重用，而非肩章上的星星。历史最终给出的定位，有时要比军装上的绣线更沉甸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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