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二日的清晨，北京新华门外挤满了全世界赶来的记者。一位金发记者举手发问：“贵国准备何时偿还清王朝和国民政府留下的外债？”话音刚落，会场瞬间安静。百余年来悬在中国人头上的那张债单，终于被摆到新中国的案头。
其实，这张债单的来历，要追溯到一百多年前的江面炮声。自一八四二年《南京条约》起，清政府在七十年里陆续落笔七百多份条约。鸦片战争、英法联军、甲午之败、八国联军……每次溃败，都是一次“价目表”的刷新。到一九一一年清朝灭亡时，账面上的赔款和外债高达七十多亿法币，折算下来约七点三亿两纹银，还不算利息。
数字再怎么冰冷，也难掩背后的血泪。山东潍县档案里有一组数据：光绪年间，仅为支付《马关条约》首期赔款，全国三分之一的田赋加倍征收；江南织造局被迫停工，几千工匠流落街头；长江中下游的稻农把多收的稻谷用牛车拖到江边，换来的却是远走东南亚当苦力的船票。要命的不是交钱，而是每年加收的四厘利息，像藤蔓一样缠住财政大树，让它再难抽芽。
辛亥革命推翻皇权，并未推倒旧账。民国成立第二年，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召开紧急国务会议。会上有人建议：“干脆宣布债务作废，和列强重新谈判。”但各国舰船已在外海游弋，北洋军阀蠢蠢欲动。孙中山最终同意对外发表《临时大总统布告》，照旧承认历代条约。原因再朴素不过——实力不济，稍有差池，就可能重演庚子景象。
权力很快落入袁世凯手中。为了坐稳龙椅，他四处借债。二十一条、善后借款、金边矿山抵押……凡能典当者无不纳上。民国十四年，财政部统计显示，外债本息已超过九亿旧银元，海关完税与盐税收益高达六成用于还息。说句刺耳的，上海外滩灯火璀璨，背后却是中国关税被英国驻税务司一支笔签走。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国土虽光复，可国民政府的财政更为凋敝。抗战巨额军费尚未消化，又赶上内战重启。外债？只能先搁着。到一九四八年底，汇总数字显示，旧朝旧政权尚欠列强债务约合七点三亿两白银，成为一笔名副其实的“烂账”。西方外交界心里明白，中共若执政，这笔钱就是施压的抓手。
进入一九四九年春，北平和平解放谈判期间，中共中央财经小组曾做过一份文件，罗列三种处理方案：一是照付，二是分期议付，三是拒不承认。会上意见分歧。有人担心，“若全盘否认，是否会惹来封锁？”毛泽东看完材料，只说一句：“欠债的是满清，受难的是人民；今天的中国，已不是那个跪着的中国。”
十月末，《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正式发布。其中第十五条写得铿锵——废除帝国主义在华一切特权，拒绝旧债。这不是空头宣言，而是国家行为。短短三个月，政务院先后发出三道命令：取消列强在华领事裁判权、收回海关自主关税权、冻结一切旧债结算渠道。外电惊呼：北京“撕毁”条约。
舆论压力席卷而来。英国《泰晤士报》评论，若中国赖债，将失去“文明国家”资格。美国国务院更是暗示，若不谈判解决债务，别指望加入联合国。冷眼旁观间，苏联成为第一个承认新中国的常任理事国。斯大林看重的，是合作者，而不是债主身份。在这一层意义上，毛主席只用了一个文件，加一通外交辞令，就让西方多年经营的“债务锁链”瞬间失灵。
当然，纸面声明只是第一步。要把特权、租界、驻军等陈年顽疾连根拔除，还得边谈判边行动。一九五○年二月，北京市人民政府照会英、美、法使团：东交民巷驻防制度即日终止，三十日内全面撤兵。英使馆想拖延，理由是“公使夫人习惯了每天去协和医院”。中方办事员答得干脆：“咱们北京医院也有好医生，要看病请移步。”数周后，最后一辆英军卡车驶离胡同口，门牌重换为“东交民巷丙十号”，不再写“使馆界”。
同年四月，新中国与英国在北京秘密接触。英方代表费尽口舌：“债务可以减免部分，余款分五十年偿付，可否？”外交部郑重回复：“清政府签过的，不算；国民党政府签过的，也不算。谈合作可以，谈债务不必。” 这番话，被西方报刊译出后广为转载，却无法撼动既成事实——关税已由中国自定，铁路、矿山一一回收，外国银行不得再挤占盐税、关税作抵押。
旅顺、大连的问题更难。斯大林本想把出海口留作远东保险，毛主席当面陈词：抗战打了十四年，东北流尽鲜血，不可能再做殖民地。双方最终在一九五○年二月十四日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条款里，旅顺口和大连在五年内交还中国，苏军撤离，长春铁路主权归还。同年，首批苏军列车从满洲里启程，车窗里有士兵冲着中国百姓挥手致意，这一幕成为东北人难忘的画面。
赔款拒付的决定表面强硬，背后是冷静的盘算。首先，列强早在一九三零年代就拿到本息大头，真正剩下的，多是做账数字。再者，二战后国际力量对比剧变，美国欧洲忙着冷战，英法自身财政拮据，谁也不愿为几亿两过时白银再开远东战场。最关键一点，新中国掌握了完整疆域、亿万人民和潜在市场，外资要做生意，绕不过北京。当年华盛顿对华输出机械设备的商人就抱怨：“政治家说不，资本家可等不及。”
不可讳言，单凭一纸“拒付”并不能让债权国心甘情愿。于是，外交部推出了“新账新算、旧账封存”策略。凡与新中国进行贸易，可享最惠国关税；若纠缠旧账，贸易之门立即紧闭。实际效果如何？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四年，中英、中法港口间的货运量反而连年上升。资本用脚投票，债务阴影随风而散。
有意思的是，当时不少国内学者担忧信用受损。政务院财经委员会统计干部给周总理写了封信，前半夜还忐忑不安。结果批示很简短：“新中国的信用，从不以清廷借条为担保，而以人民的劳动、土地、市场为支撑。”这句话后来被翻译成多国语言，登在数十家外报上，被解读为亚洲新政权的经济宣言。
到一九五六年，最后一处外资控股关卡——天津海关，也完成移交。那一年，原清末庚子赔款档案被送进国家档案馆密室，标注“永久封存、供学术研究”。七点三亿两，终成一叠尘封的文件，而非拖累新时代的锁链。
回头细数，毛主席处理旧债的高明之处不在“赖”，而在于精准判断国际力学，把握了债权国不愿再次动武、又急需重启贸易的心理窗口；更在于内部团结的政治底气——百废待兴的人民中国，宁肯勒紧腰带，也不肯再当被动“赔款机器”。当年的那位金发记者后来写书回忆：“北京的新主人用一张薄薄的文件，把旧世界最沉重的狗链剪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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