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11月初，鸭绿江沿岸的晨雾还未散尽，一份紧急电报便从前线发往首尔。电报里只有一句话：“中国军队已在云山出现。”接报的韩国陆军本部一阵骚动。从那一刻起，志愿军三个字成了韩军心头挥之不去的阴影。
最先感到压力的是韩国第一师。10月下旬，他们被美军第一军划归右翼突击集团，负责开辟向中朝边境推进的通道。师长白善烨久经沙场，本应镇定，可当侦察分队带回志愿军俘虏时，他立刻动手绘制防御图，标出山口、村落和河谷。参谋问他是否太过谨慎，他苦笑一句：“和他们硬碰硬，犯不着逞强。”这一幕生动说明，畏惧心理早已深植韩军指挥链。
麦克阿瑟坚持认为中国不会大规模介入，甚至在东京总部宣称“圣诞节前结束战事”。与之相反，韩方情报部门连续三天呈送报告，证明对岸严重集结。档案显示，10月25日至11月1日，志愿军第39、第40军多次小规模试探，云山一带屡现“夜战、近战、穿插包围”的典型战术，美韩联军却误判为北朝鲜残余部队。这种信息落差，客观上放大了韩军的恐惧。
李奇微在《朝鲜战争回忆录》第六章写道，十二月撤离汉城时，他看到整条公路上挤满韩国士兵：“他们连回头的勇气都没有。”书里这句话常被引用，却忽略了后半段，他接着说：“这种逃散状态，与其说是训练薄弱，不如说是文化心理作祟。”所谓文化心理，就是朝鲜半岛长期的朝贡观念。自明代起，朝鲜国王只有在北京获册封才能被承认。几百年灌输的“天朝”印象，并未因近代列强入侵而完全消退。当志愿军以“中国军队”名义跨过鸭绿江时，这层历史投影骤然复活。李奇微言下之意——韩军骨子里把对志愿军作战当成对宗主国“造反”。这种说法或许夸张，却点中了症结。
不过，单靠心理暗示不足以解释战场溃败。志愿军的战斗力给韩军带来的震撼更直接。第一次战役，志愿军第40军在云山周边夜袭，一举撕开韩军第7师阵地；第二次战役，第38军长途奔袭松骨峰，切断韩军退路；第三次战役，39军突破临津江，迫使白善烨全师南撤。短短两个月，韩军三个主力师先后损失殆尽。美军有人计算，平均每遭遇一次志愿军夜战，韩军减员率超过30%。这种触目惊心的数字，足以摧毁任何部队的自信。
1951年5月，志愿军20军在张翼翔指挥下攻击五马峙要地。当天黄昏，韩第三军团司令部通过无线电呼救：“侧翼被分割，请求空投补给并指示撤退方向。”但志愿军已实施三面包围，到夜间，第三、第七师连同部分军团机关共两万余人无法突围。《韩国战争史》记载，该军团事后清点，仅剩二千多人收拢到后方。面对这样的损失，美军顾不得盟友面子，索性撤销整支军团番号。精锐尚且如此，一般部队怎能不心惊胆战？
有意思的是，志愿军缴获的韩军文件里，常夹着一本小册子《三日速成华语》，内容包括“缴枪不杀”之类常用句。志愿军翻译人员回忆，很多被俘士兵竟能结结巴巴说几句中文。语言准备反映出另一层心理——他们既怕，也做好被俘心理预案。
美国军事史学者贝文·亚历山大在《我们第一次战败》里提出一个细节：韩军官兵多为农村出身的青壮年，国内动员时间短，政治教育薄弱，对“民主阵营”“自由世界”这些抽象口号缺乏共鸣，却能迅速理解“天朝”“中华”的传统符号。说到底，战争不仅是钢铁较量，也是文化认同的比拼。志愿军凭借良好纪律、近战优势和灵活战法，让韩军将士在最讲究个人勇气的夜幕近距交锋中一次次崩溃，这才是恐惧的直接来源。
不得不说，美军空中与火炮优势对陆战影响巨大。如果没有B-29和F-80的轰炸扫射，美军地面部队的处境会更糟。同样不可忽视的事实是，韩军装备与补给均依赖美方，一旦脱离美军火力伞，独立作战能力大幅下滑。1950年12月长津湖一带，韩军第1、第5团曾试图救援被包围的美陆战一师，结果在志愿军侧击下倉皇逃散，这再次印证装备与士气的微妙关系：当对面的步枪射手敢冒雪贴到二三十米开火时，再先进的M1步枪也救不了摇摆的意志。
当然，志愿军也付出了巨大代价。第五次战役后，双方转入阵地对峙，韩军在美军顾问下修筑纵深防御，战况进入拉锯。可是哪怕到1953年停战前夜，韩军内部对志愿军的忌惮仍未消散。停战谈判期间，联合国军在板门店放映新闻纪录片，韩方代表看到志愿军拍摄的高地进攻镜头，小声对同僚说：“千万别再让他们夜里摸上来。”这种无奈的感叹，算是战争留给韩军最直接的心理后遗症。
综观三年血火，韩军畏惧志愿军的根源，既有数次被击溃的惨痛记忆，也与半岛历史积淀的文化心理相互交织。李奇微所谓“刻在骨子里的惧怕”，并非单纯的浪漫化描写，而是战场现实、历史观念、火力差距合力作用的产物。志愿军凭顽强意志和独特战法在朝鲜半岛赢得尊敬，韩军则在屡败屡战的挣扎中，直面那段复杂而沉重的心理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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