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到临头，一个领兵大将最恨的不是炮火连天的敌人，反倒是远在京城办公室里的自己人，这事儿搁哪儿说理去？
1948年冬天的淮海战场上，第七兵团司令黄百韬就干了这么一件事。
他感觉自己快要完蛋了，拉着蒋介石派来的“巡查员”李以劻，从天黑聊到天亮，嘴里喷出的不是带兵打仗的豪言壮语，而是对他自己顶头上司的血泪控诉。
这封凝聚着一个兵团司令最后怨气的加密电报，火速飞到了南京蒋介石的桌上。
然而，这封电报就像一颗泥牛入海，没能砸出半点水花。
李以劻这个人的身份，可不只是个传话的。
在国民党军队那个大酱缸里，他是个特殊角色。
蒋介石信不过前线那帮手握重兵的将领，就得派个自己信得过的人去盯着。
李以劻就是这双“眼睛”，名义上是去“视察”、“慰问”，实际上就是个移动的探头，专门负责跟将领们喝酒聊天，然后把谁说了什么牢骚、谁跟谁不对付这些事儿，一五一十地记下来，悄悄打报告回南京。
但这套系统最荒唐的地方在于，蒋介石连自己的“眼睛”也不完全相信。
李以劻后来自己写的回忆录里就说，他到哪儿，屁股后面都跟着两个蒋介石警卫室派来的奉化老乡，说是保护他，其实就是监视他这个监视别人的人。
这就形成了一个套娃式的监视链：老蒋派人盯将领，再派自己老乡盯这个盯梢的。
整个指挥体系从上到下，弥漫着一股不信任的酸腐气，谁都觉得身边的人可能在背后捅自己一刀。
在这样的气氛里，李以劻干活儿自然是小心翼翼，不敢添油加醋，也不敢漏掉一个字。
所以，不管是黄百韬的绝望呐喊，还是另一位兵团司令孙元良的满腹牢骚，他都原封不动地变成了电码，发给了那个唯一能决定他们生死的人。
孙元良的抱怨还算给国防部留了点面子，他没指名道姓，只是说整个指挥系统出了大问题：“把黄百韬兵团搞垮的，我看不是对面的陈毅，就是咱们自己的国防部！
一道命令一个样，早上让往东，下午让往西，为了等一个军，把五个军都搭进去了，这么个指挥法，仗还怎么打？”
他的话捅破了一层窗户纸：黄百韬之所以被死死围住，就是因为南京的命令变来变去，让他错过了撤退到徐州的最佳时机。
而黄百韜，一个已经把自己当成死人的人，说话就再也没有顾忌了。
他几乎是咬着牙，把三个名字从嘴里挤了出来：“国防部作战厅那几位先生，郭汝瑰，许朗轩，张宗良，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搞出这样的作战计划，简直是让人寒心！
几十万大军的行动，说变就变，这不是动摇军心是什么？”
他点出的这三个人，可不是小角色。
郭汝瑰，国防部第三厅中将厅长，管的就是作战计划；许朗轩和张宗良是他的左膀右臂。
说白了，徐州战场上几十万国军怎么走、怎么打，就是这个“三人小组”在地图上画出来的。
而谁都知道，郭汝瑰是陈诚和顾祝同面前的红人，他拿出来的方案，蒋介石每次都觉得好得不得了。
可这些在南京办公室里看起来天衣无缝的计划，一拿到炮火连天的一线，就成了前线将领的夺命符。
徐州“剿总”的副总司令杜聿明，早就觉得郭汝瑰这个人不对劲。
他后来被俘了才说，自己不止一次想当着蒋介石的面，问问这个郭汝瑰，为什么老是改已经定好的计划，把部队往死胡同里带。
可每次话到嘴边，看见蒋介石和参谋总长顾祝同对着郭汝瑰的报告连连点头的样子，他又把话咽了回去。
他心里清楚，这时候跳出来反对，不但改变不了什么，还会让老蒋觉得自己不听话，丢了信任。
杜聿明他们私下里管郭汝瑰叫“小鬼”，因为他个子不高，在黄埔系里资历也浅。
但他们谁都没想到，这个“小鬼”，正是我方埋在国民党心脏里最深的一颗钉子。
郭汝瑰设计的作战方案，最毒的地方就在于，从纯军事角度看，一点毛病都挑不出来。
它逻辑严谨、条理清晰，就算杜聿明这种身经百战的老将，也只能凭直觉感到“不对劲”，却没法一针见血地指出哪里错了。
就拿黄百韬兵团被围之后，郭汝瑰在南京紧急军事会议上提的解围方案来说。
这个方案简直可以写进军事教科书：集中所有飞机大炮，命令邱清泉和孙元良两个兵团，一个从东往西打，一个从西往东打，两边同时用力，把包围圈撕开一个口子，把黄百韬救出来。
蒋介石一听，当场拍板，觉得这计划太完美了，马上下令执行。
可命令传到前线，邱清泉、李弥、孙元良这几个兵团司令却一个个愁眉苦脸。
他们哪里知道，这份“完美”的救援计划，几乎在南京会议室里出炉的同时，就已经通过郭汝瑰的秘密渠道，原封不动地摆在了淮海战役总前委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的桌上。
这个计划的阴险之处在于，它利用了国军唯一的选择。
在当时的情况下，这确实是救黄百韬的唯一办法。
但执行这个计划的每一步，都正好踩在我军预先挖好的坑里。
它表面上是伸向黄百韬的救命稻草，实际上是把更多国军往包围圈里引的诱饵。
郭汝瑰还精准地利用了国军内部最要命的毛病：派系斗争，将领之间互相拆台。
他太清楚邱清泉和李弥这帮人的小算盘了，让他们真心实意、不计代价地去救别人，比登天还难。
邱清泉向来看不起非黄埔嫡系的黄百韬，巴不得他完蛋。
果然，邱清泉和李弥的援军，刚一碰到我军的阻击部队，立马就停下来不走了。
任凭徐州的杜聿明怎么发电报催，他们就是找各种借口磨洋工，说什么“部队伤亡太大，需要整补”，实际上就是想保存自己的实力。
当时在杜聿明前进指挥所的副参谋长文强后来证实，那时候杜聿明的命令已经不好使了。
邱清泉是铁了心不动，李弥更是摆出了一副“邱清泉走一步，我才走一步”的架势。
被围在碾庄的黄百韬，在一天天的绝望中，等来的不是友军的炮声，而是四面八方越围越紧的解放军。
他临死前说的那些话，既是对南京高层瞎指挥的控诉，也是对那些见死不救的“友军”的怨恨。
郭汝瑰不动声色地，把一张军事地图，变成了一张精准的人性弱点分析图，把国军内部的腐朽和猜忌利用到了极致。
李以劻作为蒋介石的“忠臣”，把他听到的这一切，一次又一次地用密电发往南京。
但这些关系到几十万人生死的前线实情，就像投入了另一个时空，蒋介石那边没有任何反应。
他好像聋了一样，对这些血泪警告置若罔闻。
他依然选择相信那个他眼中的天才参谋郭汝瑰。
甚至后来，国防部次长刘斐（他也是我方的人）和郭汝瑰互相指责对方是间谍，闹到了蒋介石面前，蒋介石的处理方式，也仅仅是把两人叫来，劝他们要“精诚团结，共赴国难”。
这种匪夷所思的“信任”，最终把国民党在大陆的军事力量彻底送进了坟墓。
直到最后被围在陈官庄，杜聿明才彻底看明白，不是他打不过，而是整个指挥系统从根子上就烂掉了，蒋介石早就被郭汝瑰玩弄于股掌之间。
李以劻的电报，是那艘正在沉没的巨轮上最后的几声汽笛，尖锐又无力。
他本人在淮海战场侥幸捡回一条命，几个月后，于1949年8月在福州带着手下的部队选择了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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