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出来可能没人信，1937年秋天的山西，战场上最要人命的玩意儿，不是藏在山沟里的大炮，也不是对面阵地上的机枪。
是天。
那片被日本人霸占了的天。
忻口前线上，几十万中国兵正拿命去填一个无底洞。
山头被炸得跟煤炭渣似的，泥土翻来覆去，每一把都攥得出人血。
可地面上打得再凶，弟兄们咬咬牙还能挺住。
真正让人从骨子里发寒的，是头顶上没完没了的飞机嗡嗡声。
日本人的飞机，涂着那个扎眼的红膏药标志，跟一群饿疯了的苍蝇一样，天天在阵地上空打转。
它们飞得极低，低到你仿佛能看见飞行员那张毫无表情的脸，然后炸弹就跟下雹子一样砸下来，机枪子弹像铁扫帚一样从天上往下扫。
你好不容易挖好的工事，人家从天上一看，一清二楚，一颗炸弹下来，啥都没了。
弟兄们手里只有步枪，打急了眼也朝天上放两枪，但那顶个什么用？
只能眼睁睁看着身边的人，就那么稀里糊涂地被天上的铁疙瘩撕碎。
这片天，成了所有人的噩梦。
可就在离这片人间地狱大概40公里外的一个小村子里，有个22岁的年轻人，也在盯着这片天，但他看到的，跟前线士兵看到的不一样。
这个人，是八路军129师769团的团长，陈锡联。
陈锡联年纪不大，但脑子里的那根弦，是经历过长征，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才磨练成的。
他14岁就出来干革命，20岁就当上了红军的师级干部，什么大风大浪没见过。
10月中旬，他带着769团，像一把准备捅进敌人腰眼的匕首，奉命到敌后去活动。
部队驻扎在代县一个叫苏龙口村的地方，战士们很快就发现个怪事。
除了大路上日本人的汽车队一天到晚跑个不停，就是天上的飞机，实在是太吵了。
那声音，隔三差五就来一趟，起飞、降落，轰隆隆的，航线还都直挺挺的，像是用尺子画出来的一样。
别人听这声音是心烦，是害怕。
陈锡联听着这声音，却觉得里头有门道。
他把几个干部叫到跟前，指了指天：“你们听，这飞机来来回回这么勤，飞的路线也死板得很，跟上下班打卡似的。
这附近，肯定有它们的窝。”
这个判断，在当时简直是石破天惊。
在敌后搞破坏，大家想的都是扒铁路、炸桥梁，让日本人的车过不去。
可谁敢想去动天上的飞机？
陈锡联敢想。
他心里清楚，扒铁路炸桥，顶多是给日本人添点堵，让他们走得慢一点。
可要是能把这个飞机场给端了，那就等于直接砍掉了日本人伸向忻口前线的一只爪子。
忻口战场上空的乌云，就能散掉一大半。
一个念头在他心里扎了根，而且越长越大，大到他自己都觉得有点疯狂：必须找到这个机场，然后，干掉它！
说干就干。
侦察员派出去了，也跟当地老百姓打听。
没过多久，消息就汇总过来，证实了陈锡联的猜测。
就在滹沱河对岸的阳明堡镇，日本人的确建了一个野战机场，专供忻口战场使用。
消息一到，全团上下都跟打了鸡血似的。
可兴奋劲儿一过，一个天大的难题就摆在了陈锡联面前：这仗，到底打不打？
要知道，当时的八路军，从来没有打过机场。
一群拿着步枪、手榴弹的步兵，怎么去跟飞机这种铁家伙斗？
机场是军事重地，防守肯定严，怎么摸进去？
万一打输了，暴露了自己不说，整个769团都可能被日本人包了饺子。
按规矩，这么大的行动，必须先跟师部请示，等师长刘伯承点头才行。
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电台跟哑巴了一样，不管报务员怎么摆弄，那电波就像石沉大海，死活联系不上师部。
时间不等 人。
每耽误一分钟，忻口前线就不知道有多少弟兄要倒在敌人的炸弹下。
陈锡联在屋里来回踱步，脚下的土地都快被他踩出坑了。
最后，他一跺脚：“不能等了！”
他立刻把全团所有营级以上的干部都叫来，开了一场关系到全团命运的会。
一盏昏黄的油灯下，映着一张张被炮火和风霜刻画过的脸。
陈锡联把情况摊开来讲，一点没藏着掖着：“弟兄们，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
打机场，咱没经验，手里家伙也寒酸，就步枪手榴弹。
说白了，这是冒险。
但是，”他话锋一转，声音沉了下来，“让我眼睁睁看着那些飞机天天从咱头上飞过去，去炸咱们忻口的弟兄们，我做不到！”
屋里一片寂静。
过了一会儿，讨论声炸开了锅。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后意见高度统一：这是送到嘴边的肥肉，是给正面战场帮忙的最好机会，必须打！
作为敌后部队的指挥官，陈锡联有这个临机决断的权力。
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落在了这个只有22岁的团长身上。
陈锡联站了起来，扫视了一圈这些跟着他出生入死的战友，然后猛地一拍桌子，桌上的油灯都跳了一下：“打！
命令我一个人担。
就算豁出去把769团打光了，也得把机场上那些铁鸟给我全干掉！”
这是一个没得到上级批准的命令，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豪赌。
赌桌上，是769团一千多号人的命。
而赌赢了的彩头，是忻口战场上空短暂的晴天，是无数弟兄的命。
下了决心，剩下的就是怎么干了。
每一步都得算计到骨子里。
陈锡联亲自带着侦察员，趁着夜色摸到机场附近。
冰冷的秋夜，他们趴在地里，露水打湿了衣服。
透过望远镜，能清楚地看到，机场的停机坪上，整整齐齐地停着24架银灰色的日本飞机，在月光下泛着森冷的光。
就在他们为怎么弄到更详细的情报发愁时，一个黑影从机场方向跌跌撞撞地跑了过来。
战士们一拥而上把他按住，才发现是个衣衫褴褛的中国人。
这老乡是在机场被抓去干活的劳工，刚逃出来，一见是自己人，差点跪下了，竹筒倒豆子一样把机场里的情况全说了出来。
“里头的鬼子不多，也就一个警卫中队，两百来号人，而且懒散得很！”
老乡喘着粗气说，“他们觉得咱们中国人不敢动他们的机场，哨兵站岗都东倒西歪的。
飞机都是白天飞出去轰炸，天黑了才回来，晚上全都趴窝不动！”
这几句话，简直比任何灵丹妙药都管用。
陈锡联心里那块石头落了地。
他结合自己侦察到的情况，一个周密又大胆的计划在脑子里迅速成型：主攻任务，交给全团最能打的三营，由营长赵崇德带着，像一把锥子，直插机场心脏，目标就是那24架飞机。
一营负责在外围打援，挡住日本人可能派来的援兵，也接应三营撤退。
二营和团直属队作为预备队，随时准备应付各种岔子。
战术定了，可武器还是那个老大难。
拿步枪打飞机那是说笑话。
全团上下翻箱倒柜，搜罗出来的炸药也少得可怜。
怎么办？
人的智慧，总是在被逼到绝路时才能迸发出最亮的光。
战士们看着自己腰里挂着的手榴弹，有了主意。
“一个炸不烂，咱就多捆几个！”
一声令下，全团的木柄手榴弹都被集中起来，三四个一捆，用布条、绑腿带子死死缠住。
这些土制“集束手榴弹”，就是他们为日本人的飞机，准备的一场毁灭大餐。
1937年10月19号，晚上，天黑得伸手不见五指。
769团的战士们嘴里衔着木筷防止出声，悄无声息地趟过冰冷的滹沱河，像一群暗夜里的猎豹，扑向阳明堡机场。
三营长赵崇德带头，亲自拿着一把大铁钳子，“咔嚓”一声剪开机场外围的铁丝网，一个缺口出现了。
部队分成两股。
一股人直奔日军的营房，任务就是把那里搅得天翻地覆，让他们没法好好组织抵抗。
另一股，由赵崇德亲自领着，目标明确——停机坪上的飞机。
当他们摸到离飞机只剩下几十米的时候，一个日本哨兵好像察觉到了什么，刚要张嘴，凄厉的叫声就被一声枪响给憋了回去。
战斗，就在这一瞬间打响了！
“同志们，给牺牲的同胞报仇！
炸！”
赵崇德扯着嗓子吼了一声，抡圆了胳膊，把第一捆“集束手榴弹”奋力扔向最近的一架飞机。
“轰！”
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那架飞机瞬间就被炸成了一个巨大的火球。
这爆炸声就是总攻的命令。
战士们一边用步枪和仅有的几挺机枪朝着从营房里冲出来的日军猛烈射击，压制他们，一边把一捆捆的手榴弹，准确地砸向那些还没来得及反应的铁家伙。
机场上，爆炸声一个接着一个，火光把半个夜空都照亮了。
一架又一架的飞机在烈火中扭曲、变形、解体。
日本人彻底被打蒙了，他们没想到八路军敢来端他们的老窝，乱作一团。
不到一个钟头，停机坪上的24架飞机，在一片火海里，全部变成了废铁。
“撤！”
眼看任务完成，陈锡联果断下达了撤退命令。
部队交替掩护着，有序地撤出战场。
可就在这时，最让人心痛的一幕发生了。
为了掩护战友们安全撤离，三营长赵崇德在最后关头，身上中了数弹，倒在了阵地上。
这位从红军时期就战功赫赫的指挥员，把他年仅32岁的生命，永远留在了这片由他亲手点燃的胜利之火中。
第二天，忻口前线的国民党守军惊奇地发现，头顶上那些烦人的苍蝇，竟然一架都没来。
天空，是那么的安静。
夜袭阳明堡的捷报传开，蒋介石亲自下令，给769团颁发了两万块大洋的奖赏。
而牺牲的赵崇德，则被追授为烈士，他的遗体由战友们抬着，一路抬回了后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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