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 年秋，我揣着父亲留下的一套木匠工具，坐了三个小时的拖拉机从乡下到了镇上。刚到街口就被一个穿的确良衬衫的男人拦住，他说家里要打一套衣柜和一张双人床，给双倍工钱，前提是三天内必须完工。我那会儿刚失去土地，地里的玉米被一场早霜打蔫，全年收成都泡了汤，正愁没活路，当即就应下了。

男人叫张富贵，是镇上有名的个体户，开着一家杂货铺，听说还在县城有两间门面。他带我去的院子在镇东头，青砖瓦房，院墙砌得比邻居家高半截，大门上还挂着个铜铃，一推就叮当作响。院子里种着两株石榴树，红彤彤的果子挂在枝头，看着就喜庆。进屋后，一个穿碎花连衣裙的女人端来一杯糖水，说话细声细气：“师傅辛苦了，先喝口水，有啥需要尽管说。” 这就是张富贵的媳妇，李娟。

张富贵指了指西厢房：“就在这儿干活，材料都备齐了，松木的，你看看合不合心意。” 我摸了摸堆在墙角的木料，纹理密实，是上等的松木，心里暗自庆幸遇到了大方的雇主。张富贵又说：“床要做得结实点，我媳妇睡觉不老实，别睡几年就晃悠了。还有，床底帮我加块横板，放点杂物。” 我点头答应，心里盘算着怎么分配时间，衣柜费工时，得先下料，床相对简单，最后两天做正好。

第一天我埋头锯木料、刨板，张富贵没怎么露面，听说去县城进货了。李娟倒是常来厢房，一会儿问我要不要添水，一会儿又拿些瓜子花生，说话时总带着笑，眼神却时不时往木料上瞟，像是有什么心事。我是个手艺人，不爱打听别人家的闲事，只管埋头干活，刨子划过木板，留下带着松香味的刨花，堆在脚边像小山。

第二天下午，我开始做床的框架。按张富贵的要求，床底要加横板，我得先把床架翻过来，在床梁上打眼。就在我蹲在地上，用砂纸打磨床底横梁的时候，手指突然摸到一个粗糙的刻痕。我以为是木料上的结疤，仔细一摸，却是人为刻上去的。借着从窗户透进来的光，我看清了，那是一个歪歪扭扭的帽子形状，大概拇指大小，刻得很深，边缘还带着毛刺，像是用铁钉之类的东西刻的。

我心里纳闷，这木料是新的，怎么会有刻痕？难道是之前的木工刻的？可张富贵说材料都是刚买的，专门为打床准备的。我没多想，只当是哪个环节出了差错，随手用砂纸磨了磨，想把刻痕磨掉，可刻得太深，怎么也磨不平，最后只好作罢，想着反正床底没人看，不影响使用就行。

当天晚上，张富贵从县城回来了，还带了些肉和酒，非要留我吃饭。饭桌上，张富贵话很多，说自己当年怎么从农村出来，怎么一步步攒钱开杂货铺，语气里满是得意。李娟坐在一旁，很少说话，只是不停给我夹菜，眼神却有些躲闪。吃到一半，张富贵突然问：“师傅，床做得怎么样了？床底的横板加上了吗？” 我点点头：“加上了，挺结实的，放百十来斤东西没问题。” 张富贵笑了笑，没再追问，只是端起酒杯，又跟我碰了一下。

第三天早上，我起得很早，想赶在中午前把床组装好。刚开工没多久，李娟就来了，手里拿着一个布包，递给我说：“师傅，这是我给你缝的鞋垫，乡下路不好走，垫着舒服。” 我连忙推辞，说不用这么客气，可李娟硬是塞给我，转身就走了，走的时候，我看到她的衣角沾了点木屑，像是去过厢房后面。

中午时分，床终于组装好了。我把床翻过来，正要收拾工具，突然发现床底那个帽子刻痕旁边，又多了一个小小的刻痕，像是一个 “人” 字。我心里更纳闷了，谁会偷偷在床底刻字？难道是李娟？可她一个女人家，怎么会干这种事？我蹲在床底看了半天，越想越觉得奇怪，这帽子和 “人” 字，到底是什么意思？

下午，张富贵来验收，看了衣柜和床，很满意，当场给了我工钱，还多给了十块钱，说是辛苦费。我接过钱，心里却惦记着床底的刻痕，想问问张富贵，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毕竟这跟我没关系，我只是个干活的木匠。

走的时候，李娟送我到门口，突然低声说：“师傅，床底的刻痕，你别告诉别人。” 我愣了一下，点点头，没说话。她又说：“以后要是有活，还请你多来帮忙。” 我答应着，转身离开了张富贵家，心里却像压了块石头，总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

回到镇上的小旅馆，我把工钱藏在枕头底下，拿出李娟给的鞋垫，是纯棉的，缝得很精致。我想起李娟的眼神，还有床底的刻痕，心里越发好奇。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总觉得那个帽子刻痕在哪里见过。突然，我想起了父亲，父亲当年也是个木匠，文革的时候被打成 “反革命”，关进了牛棚，后来平反了，却落下了病根，没几年就去世了。父亲生前，总爱给我讲他年轻时候的事，说他当年在镇上一家木匠铺当学徒，老板姓王，手艺很好，还教他刻各种图案，其中就有帽子，说是象征着 “出头之日”。

难道这个帽子刻痕，和父亲有关？我越想越激动，第二天一早就去了镇上的老街区，想找找父亲当年干活的木匠铺。老街区很破，很多房子都快塌了，我问了几个老人，终于有人记得当年的王木匠铺。老人说，王木匠在 1976 年就去世了，他的铺子早就拆了，原址现在建了个公厕。我心里一阵失落，正准备离开，老人又说：“王木匠当年有个徒弟，叫张强，跟你父亲同名，听说后来出事了，好像是被人诬陷偷了东西，走了就没回来。”

张强？那是我父亲的名字！我连忙追问，老人说，当年王木匠铺丢了一批木料，怀疑是我父亲偷的，可我父亲坚决不承认，后来被大队干部带走调查，没过多久，就听说他跑了，再也没回来。直到文革结束，才有人说，那批木料其实是被当时的大队书记偷偷卖掉了，嫁祸给了我父亲。而那个大队书记，就是张富贵的父亲！

我惊呆了，原来张富贵的父亲，就是当年诬陷我父亲的人！难怪张富贵对床底的刻痕那么关心，难怪李娟要我保密！我心里又气又恨，父亲当年蒙受不白之冤，背井离乡，吃了多少苦，最后还落了个病根，早早去世，这一切都是张家造成的！

当天下午，我又去了张富贵家。张富贵不在家，只有李娟在院子里洗衣服。看到我，李娟很惊讶：“师傅，你怎么回来了？是不是落下东西了？” 我点点头：“我落下了一把刨子，在厢房里。” 李娟带我去了厢房，我假装找刨子，趁机又看了看床底，那个帽子刻痕和 “人” 字还在，只是 “人” 字旁边，又多了一个小小的 “冤” 字。

我转身问李娟：“这床底的刻痕，是你刻的吧？” 李娟脸色一变，低下头，沉默了半天，才说：“是我刻的。” 我追问：“你为什么要刻这些？是不是和张强有关？” 李娟身子一震，抬起头，眼里含着泪：“你怎么知道张强？” 我说出了父亲的遭遇，还有张富贵父亲诬陷我父亲的事。

李娟听了，哭着说：“其实，我是王木匠的女儿。当年我父亲去世后，我母亲带着我改嫁，嫁给了张富贵的父亲。我从小就听我母亲说，张强是被冤枉的，是张富贵的父亲嫁祸了他。张富贵的父亲临死前，把这件事告诉了张富贵，让他以后一定要想办法弥补。张富贵知道后，心里一直很愧疚，这些年他一直在找张强，想给你家一些补偿，可一直没找到。这次请你打床，其实是张富贵故意的，他看到你带来的木匠工具，认出是当年我父亲送给张强的，知道你是张强的儿子。”

我愣住了，原来张富贵早就知道我的身份，他请我干活，是想弥补当年的过错。那床底的帽子刻痕，其实是李娟刻的，她想提醒我，这一切都和我父亲有关。李娟又说：“张富贵一直想把真相告诉你，可他不知道怎么说，怕你不原谅他。我刻那些字，就是想让你自己发现，慢慢了解真相。”

我心里五味杂陈，恨了这么多年的人，竟然一直在找我，想弥补过错。可父亲的冤屈，父亲受的苦，又怎么能弥补呢？我沉默了很久，对李娟说：“我知道了，谢谢你告诉我真相。” 说完，我转身离开了张富贵家，心里乱得像一团麻。

接下来的几天，我一直在镇上徘徊，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方面，我恨张家当年的所作所为，是他们让我父亲蒙受不白之冤，让我们家过了那么多年的苦日子；另一方面，张富贵和李娟并没有做错什么，他们只是想弥补父辈的过错，而且这些年，张富贵确实做了不少好事，镇上的学校危房改造，他捐了不少钱，还有几个贫困学生，也是他一直在资助。

第五天晚上，我正在小旅馆睡觉，突然听到有人敲门。打开门一看，是张富贵，他脸色苍白，手里拿着一个布包。他走进屋，把布包递给我：“这里面是五万块钱，是我一点心意，希望能弥补你父亲当年受的委屈。还有，这是我父亲当年诬陷你父亲的证据，我已经交给了镇政府，希望能还你父亲一个清白。”

我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沓沓崭新的钞票，还有一份手写的供词，上面写着张富贵父亲当年如何偷卖木料，如何嫁祸给我父亲。我看着这些，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张富贵叹了口气：“我知道，这些钱弥补不了什么，可我能做的，只有这些了。这些年，我心里一直不安，总觉得对不起你父亲，对不起你们家。”

我把钱推给张富贵：“钱我不能要，我父亲要是知道了，也不会要的。他想要的，只是一个清白。” 张富贵看着我，眼里满是愧疚：“那我该怎么办？我真的想做点什么。” 我想了想说：“你已经做了，把证据交上去，还我父亲清白，这就够了。”

就在这时，外面突然传来一阵吵闹声，接着有人敲门，是李娟，她气喘吁吁地说：“富贵，不好了，镇政府的人来了，说要调查你父亲的事，还有很多村民也来了，都在外面围着呢。” 张富贵脸色一变，连忙站起来：“我去看看。” 我也跟着走了出去。

院子里挤满了人，镇政府的工作人员正在询问情况，村民们议论纷纷。有人说：“没想到张富贵的父亲是这样的人，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 还有人说：“张富贵这些年做了不少好事，就算他父亲有错，也不能怪他啊。” 也有人说：“不管怎么说，冤枉好人就是不对，必须还人家一个公道。”

我站在人群中，看着张富贵被工作人员问话，看着李娟焦急地解释，心里突然觉得很不是滋味。张富贵和李娟，他们是无辜的，却要为父辈的过错买单。而我父亲，虽然沉冤得雪，可他已经不在了，这一切，还有意义吗？

后来，镇政府经过调查，证实了张富贵父亲当年的罪行，为我父亲平反昭雪，还在镇上的公告栏贴了公告。张富贵的杂货铺，因为这件事，生意一落千丈，很多村民都不再去他那里买东西。李娟也因为这件事，被娘家的人指责，说她不该嫁给张家的人。

几个月后，我听说张富贵关掉了镇上的杂货铺，带着李娟去了县城，再也没有回来。而我，拿着镇政府颁发的平反证明，回到了乡下，把证明烧给了父亲。站在父亲的坟前，我心里不知道是该高兴还是该难过。父亲的冤屈终于洗清了，可我们家失去的那些年，那些苦日子，却再也回不来了。

有人说，我应该原谅张富贵，毕竟他已经做了他能做的；也有人说，我不该就这么算了，张家当年害了我们家，应该让他们付出更大的代价。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做得对不对。或许，这世上的事，本来就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就像那个刻在床底的帽子，有人说它象征着出头之日，有人说它象征着冤屈，而它到底象征着什么，恐怕只有刻它的人，还有那些经历过那段岁月的人，才能真正明白。

日子还在继续，我依然是个木匠，走村串户，给人打家具。只是每次看到床，我都会想起张富贵家那个刻着帽子的床底，想起那段尘封的往事。我不知道张富贵和李娟在县城过得怎么样，也不知道他们是否还在为父辈的过错而自责。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当年张富贵的父亲没有诬陷我父亲，我们两家的命运，会不会都不一样？可人生没有如果，过去的事，终究是过去了，留下的，只有无尽的感慨和争议，还有那些刻在岁月里的，说不清道不明的人和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