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宇著，磨铁图书，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5年10月版。
推荐语
班宇的中短篇小说集《白象》以东北为原点，笔调在幽默与抒情、凛冽与温馨之间保持着微妙的平衡，这些构思极具匠心的故事，牵动人心，引人遐思，后劲绵长。
《白象》是班宇的第四部中短篇小说集，与上一部《缓步》相较，这一次叙事的重心完全落回了东北。正如福克纳可以一辈子书写约克纳帕塔法县一样，班宇、双雪涛们也完全可以一辈子书写东北。事实上，东北对他们而言并不构成一种限制，相反，东北是他们的“氧吧”，是他们灵感和勇气的补给站。当班宇选择只写东北，他的自如感和稳定性在明显回升。
班宇保持了标志性的幽默和口语顺滑度。让我们先读读《白象》里的一段电话交流:
我爸离世后，我先给我大姑打的电话，我说，我爸今早没了，走得很安详。大姑说，谁没了?我说，我爸。大姑说，你是哪位，没存你号。我说，姑，我是李小天。大姑说，小天啊，你爸没了?我说，是。大姑说，上哪儿去了?我说，死了。大姑说，李东方死了?我说，对。大姑说，不可能。我说，千真万确，刚办完死亡证明，姑，您节哀，多多保重，打电话没别的意思，就是告诉您一声，人没了，后天出殡，有空可来送一程。大姑听后，沉默半晌，忽然冒出来一句，遭罪没?我说，遭点儿，不多，能受得住……大姑说，不可能。我说，姑，生老病死，自然规律，心情能理解，但我们都得接受现实啊。大姑说，你不可能是李小天，李小天不是进去了吗。我说，姑，您听谁说的呢?大姑说，不用谁说，我感觉出来的，中医我干多少年了，望闻问切，这孩子早晚得进去……所以，不管你是谁，记住了，打个电话就想让我随礼，那绝对不可能。我不可能上你的当。
在这里，幽默以一种冰冷的方式降临。一方面是明显的戏谑，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寒气逼人。而且，这段对话实际上呼应了整部小说集的一个中心主题:沟通不畅。沟通不畅，造成心意难通，各说各话。在《关河令》里，网约车司机与前妻之间的电话同样如此:“我没吭声，不知道怎么回。你说我能明白她的意思吧，好像也不太明白；说不明白吧，其实我也理解。反正就这么过了半天，她把电话撂了。”在《白象》里，几家人缠绕数代的纠葛，都与无法明朗地表达有关，遂使误会重重。
沟通不畅的另一后果，是在不同的人心中留下关于同一件事的不同画面。在《飞鸟与地下》中，“我”和小柳对冬夜里鸟飞进窗户的记忆是差别很大的两个版本。在《狐及其友》里，少年时代朋友的死，在男孩女孩各自的心中烙下的印痕也是无法重合的。在《清水心跳》中，由于信息不对称，“我”和赵晓初对一起窄巷对峙事件的性质，认知截然不同。沟通不畅，于是耿耿于怀。耿耿于怀，要么通向相互加害，要么通向自我放逐。在整部小说集中，几乎没有哪个主要角色不被过往的记忆或过往形成的错误印象所困扰。他们为误会付出的代价如此之大，有时是半生蹉跎，有时是一条人命。
延续《冬泳》而又变本加厉的，是各篇小说里暴力的普遍性。即便是五篇中暴力色彩看似最淡的《飞鸟与地下》，实际上背景中仍隐约有血色，比如，叙述者的父亲在车间里被人使坏，摔下吊车，而小柳的父亲则在乌克兰与当地人发生械斗，后偷偷逃回国内。而在《狐及其友》《关河令》《清水心跳》三篇里，暴力均以死亡为终点，且死者往往是无辜的。应该说，真正令人惊异的，不是暴力的普遍性，而是暴力来得如此轻易，无论它出自坏蛋的怙恶不悛，还是出于好人的匹夫之怒。暴烈或冷酷，到底是雪乡的性情。或许很多南方读者对班宇写作的抵触，正源自与此种性情的隔膜——他们觉得那不是他们所了解的人的样子。在某种意义上，这些读者的看法也并不完全是错的，当然作者亦有怜悯他们的资格，因为他们对这个广袤世界所知甚少。
自然，对暴力的体制性约束和规制绝非不存在，然而更多时候，它的存在，有点像是一只原本可容纳猫狗的笼子沉入水底，笼子上的栅格还在，可是鱼穿梭其间。不止暴力来得轻易，离开同样来得轻易:拎包上路，意志决绝，明明在逃避，却搞得像壮怀激烈。无论男女，都有无缘无故扬长而去的魄力。
有一位评论者的观察极为敏锐:在《白象》《飞鸟与地下》《狐及其友》和《清水心跳》四篇中，胡晓雪、小柳、小可、赵晓初四位女性都分别与叙事者“我”重逢。重逢，意味着“解密”，意味着“对齐”，意味着过往淤塞了的沟通渠道有可能被疏浚，意味着源自不同视角的历史现场画面有机会被整合为一个新的、可被各方接受的图景。重逢，意味着和解。而在班宇那里，释疑通向的往往不是悔恨，而是释然。误会不在，韶华不再，虽不至欣喜，但显然大家都舒了一口气。“小柳不说话，转向身侧，轻轻拉住了我的手，那一刻，我感觉到了时间、未知与爱，非常具体地来到我的面前，从未想过，它们竟是同一种物质，那么宽容，那么柔软……”假若将《飞鸟与地下》里的此情此景转成电影画面，那此刻恐怕要响起小号的明亮乐调。其实在这部小说集里，这乐调不止一次响起。To comfort always，尽管小说集《白象》里暴力和怨恨的阴翳挥之难去，但班宇“总是去安慰”了。 (乔纳森)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