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岁月：当年我是集体户年龄最小的知青，同学们都喊我徐猴子
我叫徐振平，1969年春天，和同学们一起乘坐火车离开了北京。我们要去千里之外的吉林省洮南县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那年，我只有十六岁，是我们集体户十一名北京知青里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一个，个头比女同学还矮。社员们喊我“小不点”，同学王文昌给我起了个外号叫“徐猴子”。久而久之，“徐猴子”比我的大名徐振平叫得还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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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插队落户在洮南县野马公社平安大队第七生产小队，刚到队里时，李队长把我们安排在队部的三间东厢房里。中间一间是烧火做饭的地方，两边的房间内各有一铺火炕，是大通铺。我们六个男生挤在一铺炕上，勉强能睡下。李队长说：“先克服一下，等天暖和了，就给你们知青盖新房子。”
那时候的日子，说苦也苦，说乐也乐。春天耕地播种，夏天铲地施肥，秋天收获，冬天打草、积肥。劳动一天干下来，累得倒头就睡。我人小力气也小，干农活明显不如别的同学。但队里并没有少给我记工分，乡亲们也总爱往我们知青点送点好吃的：一兜土豆、半盆酸菜、几个鸡蛋，有时送一筐新鲜蔬菜或几个咸菜疙瘩。乡亲们的关爱和照顾，令我们倍感温暖。
到了1969年的初秋，队里果真给我们盖起了五间新房子，成立了七队知青集体户，大家推选张淑珍当户长。张淑珍性格开朗，乐于助人，同学们对她的评价很高。她比我高一届，是我的学姐，对我很关照，我对她的印象很好。
集体户的日子，是在烟熏火燎和欢声笑语中过的。清晨天不亮，张淑珍就起来烧火做饭，其他同学也轮流着烧火做饭。因为我个子小，体力差，同学们都有意照顾我，重活累活尽量不让我干。李队长和乡亲们也常说：“‘小不点’个子矮力气小，要慢慢锻炼。”
1974年春天，我们七队知青集体户得到一个招工名额，是去供销社饭店工作。那在当时，算是很不错的出路了。同学们商量该怎样分配这个招工名额，张淑珍提议说：“振平年龄最小，是不是把这次机会给徐振平？”李队长和同学们都同意张淑珍的提议，我心里既紧张又兴奋，仿佛已经看见了自己端着盘子、穿着干净白褂子的样子。
可事情没有想象中那么顺利，我没能通过政审。原因只有一句话——我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这个在档案里冷冰冰的定性，把我挡在了饭店的门外，也挡在了许多机会的门外。
那几天，我闷在炕上，跟谁都不想说话。张淑珍姐姐就来宽慰我：“没事，以后还有机会。再说了，咱集体户也是家，大家一起生活也很快乐。”她没有说大道理，只安抚了我几句，冲我笑了笑，就回她们女生的房间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我在不知不觉中长高了，肩膀也宽了，胳膊腿都结实了。乡亲们还是习惯叫我“小不点”，可他们看我的眼神，已经不只是看一个孩子，而是看一个能干活、能吃苦的小伙子。大家叫我“小不点”我一点都不反感，反倒觉得很亲切。
1977年夏天，集体户里的同学陆续离开。有人被招工进城，有人被推荐上了大学，有人去石油勘探队当了工人，还有一人因为身体不好，病退回了北京。最后，知青集体户只剩下了我和张淑珍两个人。
随后县粮库来招工，我们都去报了名，结果还是因为我俩都是可以教育好的子女，都没通过政审。那段时间，队里有些人悄悄议论，说我们俩“命不好”，说我们家肯定犯了什么错误。但李队长却对他们说：“别瞎说，有些事，你我都说不明白。”
人少了，集体户反而显得更安静，也更亲近。每天一起下地，一起做饭，有时我俩也坐在院子里聊天。张淑珍总像个大姐姐一样，帮我缝补衣服，处处都关心照顾我。
有一次，一位大嫂来给我俩送咸菜，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淑珍、振平，集体户就你俩了，我看你俩挺般配的，要不我给你俩当红娘咋样？”张淑珍的脸一下子红了，连忙说道：“嫂子，可别开这种玩笑，我比他大，我俩永远是姐弟。”
我坐在一旁，也有点不好意思，却在心里默默记下了这句话——“我们永远是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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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李队长大概是怕人多嘴杂，也怕张淑珍尴尬，每天晚饭后，就让他小女儿来集体户陪张淑珍作伴，又安排我去牛棚值夜打更。队里一晚给我记二分工，白天照样下地干活。对别人来说，这也许是苦差事，可我却觉得挺踏实——至少，我能多挣一点工分，也避免了张淑珍姐姐的尴尬。
那段时间，每天做饭、刷锅洗碗几乎都是张淑珍抢着干。她说：“你是男孩子，挑水磨面这种力气活你来，做饭洗碗我来。”我嘴上说“那不行，咱俩得轮流”，可每次等我挑完水、磨完面回来，锅已经洗干净了，碗筷整整齐齐地摆在灶台上，里里外外都打扫干净利索了。
1977年秋后，恢复高考的消息传来时，我和张淑珍姐姐都很兴奋也很期待。那一刻，仿佛又看见了一条新的道路，从脚下一直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
得到消息的第二天，我和张淑珍就一起去招生办报了名。回来的路上，她对我说：“振平，这是一次机会，你一定要好好复习，争取考上大学。”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神很坚定。
那段时间，我们白天照常下地干活，晚上就在昏暗的煤油灯下复习。课本是推荐上大学的那位同学留给我的，有的缺页，有的边角都磨烂了。张淑珍把她会的都耐心地讲给我听，特别是语文和政治，她的基础比我好。当我遇到难题气馁的时候，她就笑着说：“‘徐猴子’，没有苦咋有甜呀？你要知难而进，才有希望榜上有名。”
离高考还有几天的时候，一件谁也没想到的事情发生了。那天中午，邮递员骑着自行车来到了我们集体户的院墙外，大声喊：“张淑珍，电报！”
电报是从北京发来的，只有短短几个字：“母病危，速回。”
张淑珍一下子慌了神，脸色苍白，嘴唇发抖。她手忙脚乱地收拾行李，我在一旁想帮忙却搭不上手，只好把放在炕席下面的几斤粮票和十五块钱硬塞给了她。她眼含泪水说：“这钱算我借的，等我有钱了就还你。”“姐，你太见外了，这么多年你关心我照顾我，可我啥忙也帮不上你……”看淑珍姐难过，我心里也不好受。
我提出第二天一早送她去公社汽车站，她却摇头：“你别去了，在家好好复习，马上就要考试了，你一定要努力。”我还想再说什么，她却撵着我我去复习功课。
第二天早晨，等我起床后，张淑珍姐姐已经离开了集体户，锅里做好的早饭都有点凉了。灶台上放着一张字条，是她的字：“振平弟弟，好好考试，姐期待着你的好消息。”
高考那两天，我坐在考场里，脑子里却时不时浮现出她匆忙离开的背影。想到她错失了这次高考的机会，我心里就替她难过。我暗暗发誓：一定要考好，不辜负她的期望。
考试结束后，我回到集体户，屋里空荡荡的，只剩下我一个人。牛棚里的牛还在反刍，院子里的鸡照常咯咯叫，可我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第二年春天，高考成绩下来了，我被四平师范学院录取。拿到录取通知书的那天，我跑到队部给李队长看，他笑得合不拢嘴，连说：“‘小不点’有出息了，‘小不点’有出息了。”
没过几天，张淑珍从北京回来了。她瘦了很多，眼睛里布满血丝，整个人看上去憔悴了不少。我这才知道，她母亲在医院住院十几天，最终还是没能挺过去。她回去在医院陪伴母亲度过了最后的日子，料理完母亲的后事，烧完了五期才匆匆返回吉林。
那天晚上，我们在煤油灯下坐了很久。她说，母亲走的时候，一直惦记着她，总说“孩子吃苦了”。她说到这里，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我笨拙地安慰她：“姐，以后还有我呢。”她点点头，又摇头：“你要去上大学了，有自己的路要走。‘徐猴子’弟弟，谢谢你借给我回京的路费，帮了我大忙，我暂时没钱还给你……”
离开平安大队那天，天刚蒙蒙亮。李队长和乡亲们到村口送我，有人给我塞了几个鸡蛋，有人塞给我两个白馒头。张淑珍站在人群里，看着我，眼圈通红。她说：“振平，到了学校好好读书，别惦记这儿，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我点点头，又忍不住问：“姐，你以后打算怎么办？”
她沉默了一下，说：“我还打算参加下一次的高考，看看以后有没有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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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队长挥动马鞭，驾辕的枣红马打了一个响鼻，撒开四蹄向前奔去。我坐在马车上朝她和乡亲们挥手道别，她站在原地，一直挥手，直到身影变成一个模糊的小黑点。
在四平师范学院读书的日子里，我常常想起平安大队，想起那五间土房，想起牛棚里的油灯，想起张淑珍给我缝补衣服的样子。每当遇到困难，我就对自己说：“你是从野马公社走出来的，不能轻易认输。”
那年暑假，我回到平安大队，李队长告诉我说，我去四平读书不久，张淑珍就病退回北京了。她的口粮和那头半打的黑猪卖给了别人，一些生活用品送给了乡亲们，勉强凑够了回北京的盘缠钱。她走后，一直没回信，也不知她的病好些了没有。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四平的一所中学教数学，一干就是八年。后来又调到长春工作，直到退休，退休后才回到北京生活。
这几十年里，我一直没有放弃打听张淑珍姐姐的消息。同学聚会时，大家聊起当年插队的日子，总会提到她——那个爽快、能干、像大姐姐一样照顾我们的户长。可谁也不知道她后来去了哪里，也不知道她过得怎么样。
有人说，她可能留出国定居了。也有人说，她可能随军去了外地。还有人说，她后来也考上了学，改了名字。各种猜测都有，却没有一个有确切的消息。
回到北京后，当年一起去洮南插队的同学，除了张淑珍，其他人我都联系上了。我们聚在一起，聊起在野马公社的点点滴滴，聊起李队长、聊起“小不点”、聊起集体户的炊烟，也一次次提到她。每当这时，大家都会叹气：“要是淑珍在就好了。”
我常常一个人坐在窗前，看着楼下车来人往，心里一遍遍想：张淑珍姐姐，你现在在哪里呀？你生活得好吗？你还记得那个被你叫做“徐猴子”的小不点吗？还记得平安大队那五间土坯房子和当年的同学们吗？
这些年，我走过很多地方，见过很多人，经历过很多事。可在我心里，有一段记忆，永远停留在东北的那个小村庄——那里有我的青春，有我的汗水，也有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份姐弟情。
张淑珍姐姐，如果你有一天能看到这些字，请你到老年大学找王文昌，他在那当书法老师。你曾经像亲姐姐一样照顾我，在我最迷茫、最困难的时候给我鼓励和温暖。我一直记着你的恩情，也记得你说过的那句话——“我们永远是姐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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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你现在身在何处，无论你生活得怎样，我都真心地祝福你：平安、健康、幸福、快乐！你的“徐猴子”弟弟，一直牵挂着你，我非常想念你。
作者：草根作家（讲述人：徐振平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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