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其骧先生是我十分敬重的前辈学者之一。最近几年，每当长夜难眠之时，常会回想起谭先生生前面对我放怀畅谈的情景。复旦大学为隆重纪念谭公百年诞辰，决定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我很想参加这次盛会，无奈年迈腿软，且有脑供血不足之症，步履不稳，实在不敢由京奔沪，深感遗憾。
现就记忆所及，略谈我对谭先生学术造诣的体会。凡葛著谭传已经谈过的，包括有关历史地理学的成果，不再复述。
上世纪50年代，复旦历史系各位教授的分工，自秦汉至隋唐五代一大段，都由谭先生主讲，我的学习兴趣也在这一段，因而遇到一些不易懂的史籍记载，常向他请教。一般情况下，他都能当即为我解惑。有时候他不惜花费精力查阅有关典籍，然后才告诉我。1989年7月，我读《南史·萧纪传》,对其中所云：“西通资陵、吐谷浑”之资陵，不知今在何处，曾以电话问过周一良先生，周先生说《通鉴》引《南史》这一段，胡三省未加注，他也无从考知。我没有考虑谭先生已是年近八十的老人，而且几年前脑血管已经得过大病，还是按照老习惯，向他请教。不久收到他7月31日写的复信，这封信的第一页云：“承询《萧纪传》中之资陵今在何处，为之翻检了两三天，竟无法做出肯定的答复，只得交白卷。姑妄自推度，既曰西通资陵吐谷浑，则其地必不指成都东南之资中，应介在蜀与吐谷浑之间。按其时自蜀西通吐谷浑，中间有党项、宕昌、邓至及仇池杨氏之地，但遍查诸传，无一语涉及资陵者，唯武都有资水出紫泥，著于《寰宇纪方舆胜览》,资紫又有别，未可据以为资陵即紫水所出也。”我看了信后，深为不安，懊悔为了这么一个地名，使这位有病的长者劳累了几天。
1952年春，华东教育部决定于暑假期间举办“干部升大学速成预备班”,请谭先生于两个月内编写一本中国古代史教材。谭先生知道我过去曾在钱穆先生指导下读过一些宋明理学及近三百年学术方面的书，拉我撰写这方面的章节，其他全部由他自己承担。讲义定稿后，谭先生亲自去讲课。我因参加思想改造学习，没有去讲授。“文革”后，我遇见一位当年听课的学员，据他说，当时大家对谭先生讲课都很满意。
中国历史大辞典总编委，最初由郑天挺、翁独健二位先生主持。当时讨论、确定了各卷的条目和体例。谭公因有编写《辞海》的经验，提了不少重要的建议。不久，郑、翁二老先后去世，转入审稿阶段的总编委工作，由谭先生主持。每次审稿，谭公不但从不请假缺席，而且总是在会前细心审阅撰稿人的送审稿。开会时，谭公往往能提出许多令人信服的修改意见。我作为编委之一，每次参加审稿会，细听谭公的发言，觉得他之所以能提出中肯的意见，是由于他对历朝历代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军事制度等的演变情况都很熟悉，有广泛的知识。
作为一位爱国的历史地理专家，谭公非常重视对历代边疆的考订，外交部也很倚重于他，尊重他的意见。他很希望在他有生之年能多走一些地方，睁大眼睛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原野。那次历史大辞典在太原召开审稿会，会议组织者梁寒冰同志，作为山西籍的高级干部，安排大家游览五台山，我对谭公说：“您这次出席会议，成为大家的重点保护人物，上五台山要一步一步踏石阶，是很困难的。”我的意思是他最好直接去大同，可是他坚持和大家一同上了山，并在山上住了一夜。第二天午饭后乘火车去大同，一上火车，我就闭上眼睛睡午觉，谭公却一直睁着眼睛朝外看，还把我推醒，大声说：“汉朝和匈奴大战的战场快到了!”显然，他把白天坐火车视作观察地貌及沿途风光、历史遗迹的好机会，所以决不闭着眼睛休息。
来源：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主编：《谭其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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