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26日清晨，北京细雪刚停，40岁的古月迈进李敏家的小院。“古老师，请进，今天是爸爸的生日，您来了就跟在家一样。”李敏推开木门，轻声说道。屋里已坐着几位老警卫员，他们抬头的瞬间几乎同时怔住——那张熟悉又陌生的面孔让空气里多了一丝敬意。
李敏之所以发出邀请，源于一周前的内部放映《西安事变》。影片结束，她只说了一句：“这位演员，让我想起爸爸在延安的笑容。”转身，便托编导拨通八一厂的电话，留下那句后来广为流传的话——“请您12月26日来我家。”
镜头倒回1937年11月，湖北汉口的防空警报此起彼伏，胡诗学在战火中呱呱坠地。八个月后，父母牺牲。姐姐胡敏用旧被单给弟弟缝了第一条小裤子，两人被送进孤儿院。从此，姐弟靠一碗稀粥、一张破草席熬过七个苦寒的冬天。
1949年10月，桂林街头刚挂起红旗，12岁的胡诗学偷偷跟随文工团远赴云南，三天不吃不喝，硬是跟在队伍尾巴。团长看着他灰头土脸却眼神倔强，叹了口气：“孩子，留下吧。”自此，部队成了家，文工团的排练厅成了课堂。
枪声远去后，他学会了拉小提琴、敲军鼓，也领到第一件军装。1970年代初，他已是昆明军区政治部宣传部文化科科长，常被战友打趣：“胡科长，一笑就像主席。”起初他只当玩笑，直到一次照镜子，才发现眉骨、鼻梁与毛泽东确有七八分神似。
1978年5月，中央发文征选毛泽东特型演员。照片送达北京后，叶剑英翻看策划案时，突然停在那张黑白头像前，摘下老花镜：“像，既像正面，也像侧面。”随即批注一行字：调人进京。
同年秋天，古月走进昆明话剧团进修。舞台上，他一遍又一遍练习湖南腔：“同志们，一切要向前看！”桂萍在灯下帮他掰手势，纠正停顿，两人从搭档到知己，再到携手走进民政局，只用了两年。
拍摄《西安事变》前期并不顺利。成荫导演要求严格，面对第五次重拍的镜头忍不住嘟囔：“这张脸怎么就长你身上了呢？”话音不算重，却像针一样扎进古月心里。当天夜里，他对着镜子练到凌晨三点，嘴角干裂仍不自知。
影片上映后，观众席里多次响起压低的抽泣声。有人说那是历史的回声，也有人说那只是演员的功课。无论怎样，古月的名字从此与“毛泽东”牢牢绑在一起。《四渡赤水》《大决战》《开国大典》接踵而来，他的台词越少，神态越准，仿佛每一个抬眉、每一次挥手都有档案可以对照。
就在名声最盛之时，他却接到桂萍写下的五个字：我想停一停。戏约排满的行程与妻子渐行渐远，终究难以两全。离婚协议签完那天，桂萍只留下“保重”两个字。几个月后，古月在片场遇到“宋庆龄”扮演者张燕，两个各自带着孩子的中年人，用平凡烟火把各自的裂痕慢慢抹平。
再说1984年的那顿午饭。桌上是李敏亲手做的腊肉、炒辣椒，还有毛家习惯的白米粥。老警卫员举杯时声音有些发抖：“首长不在了，但一看你，就像他还坐在对面。”古月放下筷子，轻轻答了一句：“我只是演员，可我知道该让大家记住什么。”
饭后，李敏取出父亲用过的铅笔与眼镜，请古月试戴。镜架刚搭上鼻梁，旁边的秘书忍不住喃喃：“真像他老人家读文件的样子啊……”短短几分钟，却给了古月无数细节：握笔的姿势、低头的角度、甚至眯眼间的停顿节奏。
这些体会在随后的作品里逐一显现。他先后获得金鸡奖与百花奖，拍片现场常被群众围住，有人递烟，有人要合影，最后只能用“同志们，请配合工作”的语气劝散。87部作品里，他只饰演毛泽东这一位。
2005年7月2日，广西玉林的夏夜闷热异常。活动结束回宾馆途中，古月突感胸闷，扶住走廊墙壁时还在和副导演讨论下一个镜头。急救车赶到已是十分钟后，68岁的心跳停在那一刻。救护人员合上担架时，手中夹着的仍是当天要改的剧本。
他曾说想演满一百次，再回到云南老兵疗养院吹吹南风、听听小号。87这个数字终究定格，但那张带着湘音的面孔，已经深植在几代观众的记忆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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