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3月初，长沙城里乍暖还寒，湘江水面笼着薄雾。一辆黑色吉普在雨幕中缓缓停在湖南大学旧址门口，车门一开，毛主席迈步而下。他没有随从簇拥，只拎着一个装着书稿和药材的小包，脸上写满急切——老先生杨树达病重，他要抓紧这一面。
转回四十二年前，1913年秋季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那时的杨树达三十出头，身材清瘦，说起《左传》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忽而大笑，忽而拍案。学生们围得水泄不通，连窗外都挤满探头探脑的听众。毛泽东本来只是来借书，被这股热闹吸引，随手搬了张凳子坐在最后一排。下课铃响，他还沉在老师的“古文救国”论里没回神。
杨树达注意到这位高个青年，好学、犟劲、问题多，一来二去便认可了他的才气。课余，师生常杵在操场边，谈《尚书》《孟子》，也谈湖南米价、赵恒惕的政令。杨树达常说一句话：“学问要顶天立地，纸上功夫换不得百姓一碗饭。”毛泽东听得点头如捣蒜。
五年后，湖南陷入张敬尧的武力统治，苛捐杂税压得小民喘不过气。“驱张”的念头在青年学生中发酵，真正扛旗的人正是毛泽东。有人担心血流成河，杨树达反倒第一个站上讲台：“此事不为，学问也枉然。”师生一拍即合，罢课、请愿、游行层层推进。
1919年12月18日凌晨，代表团从长沙出发北上，车厢里冻得见白气。临近正午，车轮碾过前门大街，毛泽东捏着名单复核，杨树达低声提醒：“到北京莫硬碰硬，先探口风。”可到了北洋政府门前，堵截的军警一伸手，杨树达怒火即燃，他那句“今天来的大多是学生”掷地有声。北洋政府以为能拖，可十天后不得不松口，张敬尧的末路已定。
运动告一段落，师生却踏上不同轨迹。毛泽东继续在湖南、上海、北京奔走，摸索新的革命道路；杨树达则赴北大、清华执教，整理《尚书辑佚》《水经注疏》，把心血投进古籍研究。两人书信偶有往来，话题总围着治学与救国，笔锋时而热烈，时而锋利。
卢沟桥的枪声响起，北平学者一夜散去。杨树达携家南归，在岳麓山下继续讲《说文解字》。课堂只剩一半学生，他仍声如洪钟，说到要紧处咳嗽不止也不肯停。听众中有人问：“先生，人都在逃荒，学古书有用吗？”杨树达摆手：“国不存则书亡，人若不存，理亦不立。”一句话，道尽他的坚持。
抗战胜利那年八月，杨树达从短波里听见日本宣布投降，激动之余却为重庆谈判揪心。他同友人感慨：“润之此去，刀光剑影难料。”好在1946年春消息传来，毛泽东安然归延安，杨树达暗自松了口气，还写下七言绝句：“赤县山河收拾定，长缨在手慰平生。”
1949年10月，新中国宣告成立。彼时杨树达57岁，已在北大讲席十余年。他写信给毛泽东，恭贺之外，也对今后文字改革提出稳妥建议。信的末尾，他留了一句玩笑：“学生今为主席，师之鞭犹在，误则谏。”很快收到回信：“先生言重，鞭策之心，学生不敢忘。”
1954年11月，毛泽东南巡长沙，特地安排与杨树达会面。多年未见，二人都是白发，却仍能对诗论经。毛泽东把自己新写的诗稿交给老师请益，杨树达逐字推敲，提出几处平仄意见，主席当即改了两句，爽朗大笑。
然而病魔已在暗处潜伏。长期伏案、劳心过度，加之战乱年代的颠沛，杨树达患上严重冠心病。1955年春节刚过，他突然卧床，心肺功能每况愈下。医生摇头，药费却一日赛一日。师母彷徨无措，只能靠典当旧书周旋。
这才有了文章开头那一幕。毛主席到了病榻前，轻声呼唤：“先生，我来看您。”杨树达艰难睁眼，嘴角挤出笑：“你公务繁忙，我这老骨头值得跑一趟？”两句寒暄后，毛主席把事先准备好的五百元新人民币塞进师母手里，轻声吩咐：“先治病，别苦了先生。”
短短几秒，却被杨树达捕捉。他气色微红，抬手挣扎着坐起：“润之，你哪来这许多钱？公家账目可马虎不得！”一句话斩钉截铁，病房空气瞬间凝住。毛主席摇头笑道：“老师放心，是我出版《抗日战争论》《星星之火》得的稿费，私人钱，不涉国库。”师母忙补一句：“您别操心，真是孩子的心意。”
听到“私人”二字，杨树达这才缓和。他叹气：“我这脾气，改不了。别以为我管不了你。”毛主席拍拍老师手背：“您永远能管。”两人相视，眼里俱是往昔操场的风声书声。
停留不到一小时，毛主席告辞。临出门，他回头望见老师翻看那摞诗稿，依旧眉头紧锁修改。那身影坚定而瘦削，与四十二年前别无二致。
1956年2月7日，杨树达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沙离世，终年六十四岁。整理遗物的人发现，毛主席那五百元原封未动，夹在注释稿里；封皮上用铅笔写着四字——“留作书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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