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德逝世七个月之后，其妻子康克清向汪东兴汇报三件事：请您审处|康克清

1977年1月16日清晨，东长安街的路灯仍亮，人民大会堂对面的中南海里一盏台灯刚刚熄灭。康克清前一夜写完一封亲笔信，信纸尚带着墨香。她把信封端端正正摆在案头，轻声交代工作人员：“马上送汪主任。”话音很轻，却透着决绝。

落款写的是“康克清一九七七年元月十五日”，内容分明——三件事，需要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审处”。第一件事最醒目：二万零三百零六元一角六分，全数上交党组织；另外，一件白虎皮大衣一并奉交。“朱德同志生前嘱托，照办。”康克清在信里如是写。数字不多，却是老帅自1949年起工资每月一点点积攒下来的全部。熟悉延安岁月的人都懂，这笔钱在高层领导中算不上巨额，但在当年普通工薪阶层眼中已经不小。交出去的不是余财，是习惯；老红军一贯的处世准则：公与私必须截然分开。

值得一提的是，那件白虎皮大衣来历曲折。长征路上，藏区一位土司感念红军医治灾民，献上虎皮，朱德推辞不掉，只得留存。抗战年代风雪凛冽，他却只披过寥寥几次，解放后更是束之高阁。有人劝他留作纪念，朱德摆摆手：“国家需要啥时候再用吧。”康克清此刻把它列入“交公”清单，合情合理。

第二件事关乎实物：一张为朱德量身定制的新床、一辆专门照顾行动的手推车原本都是中央特批用品，如今统统退还；此外，朱德乘坐多年的红旗轿车仍停在六所，听候组织处置。细节看似琐碎，却触到当时不少同志内心的敏感点——高级领导去世后遗物如何处理，从无条文可循，多凭自觉。康克清用最干脆的方式，给后人立下一条准线：凡属公家配置，一件也不能私留。秘书刘建后来回忆说，写信当晚，康克清只是简单一句：“这是制度问题，不是感情问题。”

第三件事是文稿。朱德自1939年至1976年手写诗词六百余首，另有报告、讲话稿若干；康克清建议请老秘书沈毓珂协助整理。“如中央有出版计划，材料随时奉上。”在那个资料易散失的年代，这一提醒显得相当及时。很多人不知道，朱德诗稿多用铅笔书写，边角常有改动，若不尽快誊录极易模糊。汪东兴批复后，中办遂将整理工作列入当年重点文化档案项目，这批诗词日后成为研究朱德思想轨迹的重要文本。

信件短短千余字，却让外界再度窥见老帅生活的另一面。1976年夏，朱德弥留之际，医生要求严格控糖。冬天的暖气上，总放着切成薄片的馒头干；他馋回锅肉，只能远远闻味道。有人忍不住说，“老总，对自己也别太苛刻。”朱德却笑：“身体是革命本钱，不听医生怎么行？”一句玩笑，显得既豁达又无奈。也正因为如此，工资存款多年没怎么用；病榻之上，他还让康克清把全部积蓄捐出去，“算最后一次交党费”。这一决定并非临时起意，早在建国初，他便说过“领的是党的工资，总得留点给党”。

1976年对于共和国而言动荡频仍。1月，周恩来病逝；7月，朱德离开；9月，又见重大变局。朱德病情最重的那段时间，仍惦记着周总理追悼会。双腿发软站不起来，他让卫士把电视打开，坚持端坐画面前，全程注视。屏幕里，哀乐低沉；屋内，他默默抬手敬了一个标准军礼。有人劝他保重身体，他只说一句：“战友最后一次集合，怎能缺席？”这种近乎固执的敬意，后来被称作“老一辈革命家之间难以言表的默契”。

再往前推两个月，朱德坚持驱车去看成仿吾，只为讨论新版《共产党宣言》的译文。他对翻译里几个句式提了修改意见，连页码都标得清清楚楚。成仿吾回忆道：“九十岁人了，批注依然一丝不苟。”也许正是这种精神，让康克清在整理遗物时格外慎重——文件、底稿、草稿，一份也不遗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