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12月，北京西郊气温已降到零下十度，一辆吉普车疾驶进中南海西门。深夜召开的紧急碰头会上，作战地图铺满了长桌，几位军队高级将领围在图前讨论边境态势。会后，毛主席留下黄永胜，轻声嘱咐：“地下要深，入口要藏。”一句话勾勒出一项保密十余年的浩大工程雏形。
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在1969年3月，冲突规模虽然不算大战，却让中苏双方都嗅到了战争浓烈火药味。苏军总参谋部随后放出口风，动用三百枚核弹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的方案被端上克里姆林宫会议桌。苏方媒体虽未公开报道，可北京的情报系统已经捕捉到足够迹象。对十四亿平方公里国土而言，核威胁绝非纸上谈兵，而是现实且迫在眉睫的生死考验。
此时的中国尚处核武起步阶段，核弹储量与发射手段远难与苏联相提并论，以牙还牙的路子并不可行。毛主席决定“换打法”：陆军向中苏边境机动集结，把可机动部队推到前沿，一旦苏联真敢动核弹，我方立即反突入西伯利亚，迫使对手投鼠忌器。与此同时，针对最坏情况——首都遭受核打击，中央指挥枢纽必须保证生存与通信顺畅——选址修建一处地下指挥中心被提上日程。
地点成为首要难题。北方平原地下水浅，不利于深埋；南方丘陵多溶洞，结构稳定又隐蔽，但离边境战区过远。经过半个月勘察，军委工程小组把目光锁定湖北咸宁高桥镇。该地位于幕阜山余脉，山体石英砂岩层厚，机械凿岩不易崩塌；距离武汉70公里，铁路和公路都能在短时间内疏散大批干部，却又远离人口密集核心。当时卫星侦察尚不发达，连侦察机低空飞过也只见一片普通山谷。
1970年1月31日，中央正式签发行政命令，工程因此得名“131”。代号简单，却关乎最高国策。武汉军区抽调精干部队数千人外加铁道兵三师、基建工程兵部分专业连队，分批秘密进驻。山谷口挂出一块灰铁牌：“军事重地，禁止靠近”。此后两年，这条山谷每日只有压着篷布的卡车进出，不见唢呐，不闻军号，仿佛世外。
为杜绝情报泄露，工程采取分段作业：A区凿洞，B区浇筑，C区运输。每个车队只知自己负责的区段，进入盲区后转头即返。挖出的砂岩不是就地堆放，而是夜间装船沿长江运往下游，用于堤坝加固。后来，有咸宁当地老人回忆，只觉那几年河道砂石异常充裕，却没人弄清来处。
地下主体共三层：上层是常规办公及生活区，中层是战时指挥所，下层是防核、防化核心区。核心区外门采用铸钢与混凝土双重结构，总重约三吨，靠液压装置30秒内可闭合。工程通风系统设计尤为考究，以山体天然落差形成气流，配合四台过滤机，正常转速下能过滤六小时毒性气溶胶。若电力中断，手摇设备仍可维持最小空气流量。粮食、淡水、柴油的储量均按半年标准配置，以15度恒温仓库保存。
1969年底，国家下达预算3亿元人民币。实际施工到1973年核心区完工时，总支出1.3亿元，远低于初始定额。原因有二：第一，工程建设期间林彪事件爆发，主持人黄永胜遭隔离审查，规模被主动压缩；第二，后期国防经费向导弹与卫星倾斜，不再强调大面积深挖。虽然只完成A、B两大区，却已足够容纳中央主要领导与参谋人员三百余人。
毛主席本人对项目的看重并未因林彪问题而削弱。1973年夏天，毛主席在武汉轮船上检查完长江防洪后，顺道实地考察131。山风穿谷，他扶栏而立，向随行人员询问了细节：“到我卧室，需要几步？”工程师答：“两百米，地面到室内30秒。”他点头未语，随后取纸草书“居庸”二字交给陪同，意在提醒居安思危。
值得一提的是，131并非孤例。早在六十年代初，西北、华北、西南先后规划“三线”地下工事，不过规模与保密等级均不及131。131的独到之处，在于它兼顾了最高指挥所与战时生活区，且距长江水网近，补给路线相对安全。军事史学者评价，131是冷战高压下中国在“以空间换时间”战略之外的又一保险丝。
苏联在七十年代中后期同样调整策略。1972年莫斯科与北京重启边界谈判，同时美苏签署反弹道导弹条约，中苏核战阴影逐渐消散。国际环境缓和后，131工程一度被划入“封存待用”名单。1981年，中央决定移交湖北省管理，军事值守人员撤离。五年后，经总参批准，工程对外开放部分通道与展厅，用于爱国主义教育，但最底层至今仍为限制区域。
那么，最终花费到底是多少？按照财政部1981年审计材料，工程直接投资1.3亿元，若考虑1970—1973年物价指数折算，约合今天百亿元级别。投入不算小，可与建国初期巨额国防和工业布局相比，它只是“买一份活命保险”的必需开支。
从珍宝岛的枪声到131工程的全线停工，前后不过十二年，时间在宏大叙事中只是短暂一瞬，却足以映照出一段特定历史的焦虑与决断。地下巨构如今已成旅游景点，游客在幽深通道里回味当年紧绷的神经，常会停步想象：若那三百枚核弹真的飞来，这里会不会成为另一座“指挥长城”？历史没有假设，但“多做一手准备”的基因，却早已镌刻在那个年代的战略思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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