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初冬，延安城里刮着猛烈的西北风，中央宣传部那间低矮的窑洞却热气蒸腾。毛泽东、周恩来和凯丰围坐煤油灯下，讨论国统区的报刊统战。毛泽东沉思片刻，对身旁的周恩来说了一句：“宣传口，凯丰顶得住。”那一夜，三人商定了南方局未来的宣传路线。这句看似随意的认可，后来成为凯丰在重庆街头打开局面的底气。
时间快进到2009年6月，重庆渝中区桂花园路一片晴朗。南方局旧址迎来十几位白发老人，他们的胸卡上写着“老南方局后代”。刚迈进纪念馆大门，排在队伍中间的何明停下脚步。墙上整齐挂着五位常委的头像，却不见凯丰。何明抬高嗓门：“为什么没有我父亲？”短短一句，把大厅里的气氛绷到极点。
馆长赶忙上前解释，一边引他们上二楼。二楼墙角的集体合影里，凯丰的脸只有指甲盖大小。何明沉默片刻，又低声补了一句：“他不是配角。”
不少参观者对凯丰的印象只停留在遵义会议那句“我对泽东同志有看法”。反对毛主席似乎成了他一生的标签。实际上，1906年出生于江西萍乡农村的凯丰，经历了一条典型却又颠簸的革命曲线。
1911年武昌起义举国震动，五岁的凯丰抱着破旧的《史记》问父亲：“皇帝还有没有？”边走边听剪刀匠谈时局，他的历史兴趣就此发芽。到1920年考入萍乡中学时，他已能流利背诵《共产党宣言》片段。
1925年暑假，他从武昌高等师范返乡，第一次组织农会。北伐军进萍乡，蒋介石在县衙院里同他握手，夸他“文笔犀利”。谁料两年后“清党”风暴翻脸如翻书，凯丰转而被列入通缉名单，只得奔赴莫斯科中山大学。
1930年归国，他被派往香港整顿共青团，旋即进入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期间，他负责《红色中华》副刊编辑，文章大开大阖，连毛泽东也夸“笔有千钧”。但正是这位笔将，在遵义会议上顶撞毛泽东，“不懂马列”“孙子兵法”的突兀指责，让会场一度尴尬。
事后凯丰被免去九军团政治代表，随即在扎西会议作检讨。外界常将此看作他遭重创的起点，却忽视了随后他在两河口会议上第一个发言支持北上，公开反对张国焘南下。那一次，周恩来握着他的手说：“情况紧急，你的立场很硬气。”
红军到达陕北后，凯丰接任中央宣传委员会主任，又兼苏维埃粮食部长。西安事变期间，他起草了《告全国同胞书》，蒋介石在庐山读到全文，批注一句：“措辞老辣，非一般笔杆可比。”1938年，南方局成立，周恩来、博古、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与凯丰六人共事，凯丰主抓宣传与党报。周恩来几次让他担任文委书记，自称“副手”，可见对其能力的认可。
1940年底，他奉调回延安，出任代理中宣部长。延安整风，他负责《解放日报》理论版，提出“批评要有温度”，避免简单标签化。可惜1945年七大，他因与博古同列，被定为“左”倾路线的附带人物，落选中央委员。
1949年新中国即将成立，凯丰已在东北局工作七年，主管文化与报纸。毛泽东致电东北局：“凯丰回京主持出版工作。”短短一句电文，再次肯定了他的价值。1953年，他查出肝癌，仍坚持完成《人民日报》改版方案。病情恶化后，他留下最后一句工作交代：“宣传口最大的敌人是平庸。”1955年初，他在协和病房去世，年仅四十九岁。
凯丰身后，相关史料散落各处，更多注意力被吸引到更耀眼的领袖身上。重庆南方局旧址布展时，编制经费有限，策展人员挑选了几张影响力最大的照片，凯丰恰巧被遗漏。
2009年那场“质问”之后，纪念馆迅速调整布展，把凯丰像放回南方局常委序列，并补充了他主持重庆《新华日报》的手稿、在延安整风写下的批注。不久，几位研究南方局史的学者开始梳理凯丰资料，陆续发表论文，揭开他抹不去的功绩。
何明在离开纪念馆前，转身对馆长说了一句：“我的父亲犯过错，也立过功。缺一不可。”这一句话，道出了历史书写的难度——立场与功过需要同样清晰。
对比整个南方局六人的仕途曲线，凯丰或许最为曲折。可南方局那份1941年的宣传路线图仍在重庆档案馆封存，落款“凯丰亲笔”，这份文件在西南军民抗战情绪的巩固中发挥了实效。事实证明，宣传战线并非虚功。
今天，南方局旧址门前的铭牌上，六位常委依次列名：周恩来、董必武、凯丰、叶剑英、博古、邓颖超。观众抬头看时，很难再把凯丰与“反对”二字简单划等号。人物命运的转折与时代脉搏紧密相连，而一处被忽略的照片，也可能改变公众对一位革命者的全部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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