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络垂耀江汉遵流
——四川与水的古天文学背景研究
德柯吉堂堂主
四川省河流众多,被誉为“千河之省”,四川的“川”就是象形字,象征两岸之间水流的样子。川字的本义就是河流,因此四川与水体是密不可分的。中国古代有一套“象天法地”的哲学思想,即人间的地理环境必定与天上的星空对应起来,例如陕西汉中的汉水就被视为天上的银河,因此而诞生了中国古天文学核心思想,二十八宿分野理论,就是把中国各地与天上的星宿一一对应,这也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来源之一。正因如此,古代中国社会与天上星象的关系紧密,本文尝试探讨,先秦四川地区“与秦同分”时期,古天文学星象分野理论下的四川与水的关系。
三垣四象二十八宿
作为中国“天人合一”思想来源之一的中国古天文学,将星空与人间一一对应,在星空划分出了三垣四象二十八宿。古人以永恒不动的北极星为天极,在北天区划出了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分别对应人间的皇宫、官府、市集。在三垣的外围,沿着黄道带也就是太阳经过的路径,按照东西南北的方位,划分出四种动物形象,起名为东方苍龙、南方朱雀、西方白虎、北方玄武。古人再根据恒星之间位置永恒不变的原理,来对应观测月亮的运动规律。按照“恒星月”的理论,月亮运行回归到同一恒星视位置的周期,时长为27.32日。于是古人取整数二十八,好比月亮运行一周期的二十八个宿舍。再经过长期的观测与研究,发现此二十八宿舍同样适用于对应观测太阳与五大行星,于是古人在黄道带区域逐渐形成了二十八个星宿,作为整个星空的“观测坐标”,这就是二十八星宿的来历。东汉思想家王充在《论衡·谈天》讲“二十八宿为日月舍,犹地有邮亭,为长吏廨矣”,就是这个道理。每个星宿跨越的天区度数有大有小,星官不同、恒星数量也不同。于是沿黄道带一周依次分布为:东方苍龙,角、亢、氐、房、心、尾、箕七宿;南方朱雀,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西方白虎,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北方玄武,斗、牛、女、虚、危、室、壁七宿。
三垣四象二十八宿
二十八星宿分野
《易·系辞传上》云:“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易·贲·彖》云:“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文化”一词即出于此,由此可以看出,“文化”与“天文”紧密相关。前文已叙述,紫微垣、太微垣和天市垣,分别对应人间的皇宫、官府、市集,那么二十八星宿也被一一对应为中国各地的地理位置,这个理论几乎贯穿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在中国历史进程中占有不可估量的重要地位。例如中国二十四史的《天文志》都必定介绍全国二十八星宿分野,中国各地的地方志书第一页,也必定介绍当地的星宿分野。星宿分野理论出现很早,《周礼·春官宗伯》中记载,天文官保章氏“掌天星,以志星辰日月之变动,以观天下之迁,辨其吉凶。以星土辨九州之地,所封封域,皆有分星,以观妖祥。”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中国古天文学研究专家冯时教授在《中国天文考古学》中写道:“分野事实上来源于一种最原始的恒星建时方法,通过对新石器时代有关天文遗址的分析可知,这种方法在当时显然已经基本形成。”
清代成都府成都旧志载成都星野图
先秦时期四川分野井宿
有史可查的四川地区星象分野始于秦并巴蜀之后,也就是古蜀国被秦国设为蜀郡,就开始纳入秦地的星象分野。西晋常璩《华阳国志·蜀志》云:“地称天府,原曰华阳。故其精灵则井络垂耀,江汉遵流。”《河图括地象》云:“岷山之地,上为井络,帝以会昌,神以建福。”西汉扬雄在《蜀都赋》中写道:“蜀都之地,古曰梁州。禹治其江,渟皋弥望,郁乎青葱,沃野千里。上稽乾度,则井络储精;下案地纪,则坤宫奠位。”2010年天府广场出土的汉代李君碑(现藏成都博物馆),碑文中也记载:四川“郡在坤位,井落之地”。因此清代地理学家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四川卷云:“周末,秦惠王使司马错伐蜀,有其地。于天文与秦同分野。”明确指出秦并蜀之后,秦地与蜀地同属于一个天文分野,都属于秦地对应的“井络”,井络即南方朱雀的,井、鬼、柳、星、张、翼、轸七宿的第一宿——井宿。
井宿在天区的位置
东井为水事
井宿为秦地之星象分野,属天下九州的“雍州”,包括陕西关中及渭河周边等地区,秦并蜀之后,井宿还包含了蜀地。井宿又名东井,横跨于黄道带上。井宿星组的星官众多,主星官“井”总共八颗恒星,自西北向东南成两行分布,非常像一口水井。除了井星官以外,井宿星组还有北河、南河、天樽、五诸侯、积水、积薪、水府、水位、四渎等众多星官体系,都体现一个共性,即“水”的属性。《史记·天官书》云:“东井为水事”。《风俗通》云:“今殿作天井。井者,东井之像也。菱,水中之物。皆所以厌火也。”这就是中国传统古建筑藻井的来历。正因为井宿主水,因此古人在建筑中,建造藻井来寓意防火。
古建筑穹顶的藻井
郑国渠与关中平原天府之国
《周礼·春官·天府》云:“天府,掌祖庙之守藏,与其禁令。”这里的天府指天府神庙或者天子府库,后来意为物产丰饶之地。“天府之国”称谓在中国原本有多处,但最有影响力的只有“关中平原”和“成都平原”两处。这两处之所以能号称“天府之国”,都与兴修水利工程密不可分。关中平原是中国第一个称之为“天府之国”的地方。位于秦地陕西关中平原的郑国渠,始建于公元前246年,即秦王政元年,由当时来到秦地的韩国水工郑国兴建。郑国渠兴建大约晚于都江堰十年,但因是秦王亲自主持此项水利工程,且位于秦国腹地关中平原,因此当时郑国渠的规模和影响力远大于都江堰。《史记·河渠书》云“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收皆亩一钟。於是关中为沃野,无凶年,秦以富强,卒并诸侯,因命曰郑国渠。”《史记·留侯世家》记载秦代末年,谋士张良对刘邦献计曰“关中左崤函,右陇蜀,沃野千里,此所谓金城千里,天府之国也。”由此可以看出关中平原得名于天府之国与兴建郑国渠的重要关系。实际上先秦时期,位于关中平原的长安与古代成都平原的成都一样,都是水流环绕、水资源丰沛之地,古代西安附近有渭河、泾河、沣河、涝河、潏河、滈河、浐河、灞河八条河流,司马相如《上林赋》云:“荡荡乎八川分流”,这就是古代著名的“八水绕长安”之说。
都江堰与成都平原天府之国
都江堰水利工程始建于秦昭王时期,由秦国任命的蜀郡守李冰主持兴建,《史记·河渠志》云“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余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因此后来的《华阳国志》记载巴蜀地区从此“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都江堰水利工程之于成都平原成为天府之国的重要性,无需累述。实际上早在秦并蜀之后,秦国即开始对蜀地进行经营治理。《华阳国志·蜀志》云:当时蜀地“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实之。”移民入蜀的秦人,不但改变了蜀地的人口结构,还带来了秦国风俗、生产技能等,极大促进了蜀地的发展。不但秦人入蜀,成都城也仿照秦都咸阳修建,《华阳国志·蜀志》云:“惠王二十七年,仪与若城成都,周回二十里,高七丈;成都县本治赤里街,若徙置少城内。营广府舍,置盐、铁、市官并长丞;修整里阓,市张列肆,与咸阳同制。”秦人、秦风、秦俗、秦城等纷纷进入蜀地,秦与蜀高度融为一体,因此《读史方舆纪要》云:蜀地“于天文与秦同分野”。秦蜀高度统一,也反映在了星象分野上,因此在秦并蜀的时间段,秦蜀两地在中国古天文学理论里,同属于井宿分野,“主水事”。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大背景下,李冰开始了在蜀地的治水工程。在先秦时期的关中平原天府之国,后因汉代注重经略长安、大肆砍伐树木,造成水土流失,加之郑国渠无人管理,年久失修,经常断流。到了东汉末年,董卓之乱,造成关中地区,赤地千里,人口流失,土地荒废,因此后来才有诸葛亮说“益州险要,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正因四川地区先天的自然条件和较为稳定的政治秩序,加上都江堰水利工程长期妥善运行与管理,使天府之国的美誉逐渐转移到成都平原。都江堰水利工程的管理机构可追溯到秦汉时期,李冰修建都江堰水利工程后,即设置了堰官制度。汉代官方设有治水官“都水尉”“都水长”,三国时期诸葛亮认为都江堰“此堰农本,国之所资”,因此他“调征丁夫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唐代在益州西川节度使下设水官,宋元时期,管理都江堰水利工程的水官为判官,位于知州、同知之下,与县令平级,为正七品。明代设“按察司佥事”“水利道”等。清代设成都水利同知署,百姓俗称“水利府”,现在都江堰的水利府至今犹存。水利工程管理机构的设置,也对应为井宿星团的“水府星官”主水利之象。“水府星官”正是在象征主水的井宿星团内,负责耕种灌溉、供水、防洪等水利工程的星象官员。
“水府”星官与都江堰市区现存水利府遗址
长江之神在成都
在先秦时期中国有“岳镇海渎”四种祭祀制度,“岳镇海渎”代表了中国的山川河流,是江山一统的象征,因此这四种祭祀属于当时最高级别的国家祭祀。“岳镇海渎”指:五岳、五镇、四海、四渎。其中的四渎就是:长江、黄河、淮河、济水。《尔雅·释水》云:“江、河、淮、济为四渎。四渎者,发源注海者也。”排在“四渎”第一位的就是长江,但鲜为人知的是,长江之神也就是“江渎神”的国家祭祀就在四川成都。《史记·封禅书》云:“江水,祠蜀”,《汉书·郊祀志》云:“秦并天下,立江渎庙于蜀。”《括地志》云:“江渎祠在益州成都县南八里,秦并天下,江水祠蜀。”都说明“江渎祠庙”在成都。烟台大学吴欣教授在《“岳镇海渎”的历史意涵及文化价值》一文中指出:“岳镇海渎首先是认知古人与自然关系的一把钥匙。中国古代天文书以星辰为“文”,地理书以山水为“理”,所谓“天有四序,星辰辨其分;地有五方,山岳镇其域”。在这一过程中,山水既是古人理解世界的工具,也是确立天人一体、自然和谐等观念的本源之一。”因此,先秦时期将长江之神的国家祭祀放在成都,有其天文与地理的背景渊源。前文已叙述,秦并蜀之后,蜀地纳入秦地的星象分野,属于井宿,主水事,这是天文方面。在地理方面,历史上,四川的岷江曾长期被认为是长江的正源,直到明代的徐霞客经过实地勘察才得出,金沙江是长江正源。正因如此,始于秦代的长江之神国家祭祀被放在了成都,西汉初年在成都正式修建了“江渎庙”,成都江渎庙几经兴废,历代均有修建,最后一次重建为清康熙六年,位置在今天的文庙西街附近,可惜后来被拆毁。成都江渎庙仅剩明代成化七年铸造的江渎神和二妃铜像,现保存于四川省博物院内。江渎神像高近三米,金冠束发,蟒袍玉带,二妃像高近两米高,凤冠霞帔,端庄典雅,是中国明代铜像的精美之作。
清代成都府华阳县图
四川省博物院藏明代江渎神和二妃铜像
水孕育了古蜀文明
笔者在《》一文中,详细论述了“成都平原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从川西北高原的茂县、汶川、理县等地传入成都平原的路线有两种:一是从茂县营盘山等地翻越龙门山脉的九顶山从陆路进入什邡地区,在这里留下了桂圆桥文化遗址,然后再迁徙到广汉三星堆区域,从而创造了三星堆文明。二是沿岷江河谷、湔江河谷等水路,顺流而下进入都江堰、彭州、新津等地,创造了宝墩文化”。实际上古蜀人原居住的茂县营盘山旧址就位于岷江岸边,他们在广汉的鸭子河岸边创建了三星堆文明,在成都的摸底河岸边创建了金沙文明(尽管资料显示摸底河出现在秦汉之后,但根据成都水系密布的格局,金沙遗址附近应该也有水体)。除此之外,还有古蜀时期四川地区的大禹治水、鳖灵治水等,毫无疑问,水孕育了古蜀文明。
上律天时,下袭水土
《礼记·中庸》云:“上律天时,下袭水土”。意思是上要遵循天时变化,下要遵循地理环境,这是中国天人合一思想的源泉之一。中国古天文学的星象分野理论就遵守了这一原则,强调了天时与水土,也就是天文与地理的辨证统一性。究其根源,或许与农耕文明有关,土壤、灌溉和天时节气是农耕文明不可或缺的三要素。中华农耕文明初期,为促进农业丰收,中华先民不得不观察与研究天文现象,在研究星象运行中,必须进行日影长度、太阳月亮以及二十八星宿的运行周期计算等,例如《周髀算经》就是天文学计算之书,其涉及的“勾股定理”就是计算日影长度的定理,于是最初的数学随之诞生。天文学与数学合起来就是“天数”一词,在古代掌握“天数”之人,几乎都是大科学家、大思想家。中华先民通过观象授时,而掌握的天文学知识,启蒙了他们对最初科学技术的掌握与运用,并由此建立了各种思想学问与社会制度等,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农耕社会的意识形态。四川地区的星象分野为“井宿”,主水事,当然只是古人将天文与地理统一的一种哲学思想而已。勤劳勇敢的四川人民在现实中,真正主导了“水事”,在古代李冰治水开启了天府之国,在现代四川水资源丰富,是中国水电第一大省,其水电装机规模与年发电量均居全国首位,为工业化进程提供源源不断的新能源。
在中国古天文学的星象分野理论里,四川是比较特别的地区,秦并蜀之后,“与秦同分”的蜀地与秦地一样分野井宿,汉朝取代秦朝之后,到了汉武帝时代,从新划分了星象分野区域,四川在这个时候被命名为“益州”,星象分野被重新确定为,西方白虎的奎、娄、胃、昴、毕、觜、参七宿的“觜、参”两星宿,不再“主水事”,有了新的星象分野含义,笔者将在另外的文章进行探讨。
来源:李冰文化研习会
作者:德柯吉堂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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