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考古定性方向与叠代方法的系统性反思

作者|翁卫和(体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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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不是“年代早晚”,而是文明归属的根本误判

在当代中国考古叙事中,盘龙城遗址长期被界定为“商代早期南方据点”“商王朝的南宫体系”。这一判断,看似稳固,实则存在方法论层面的系统性错误:

它并非源于盘龙城自身的文明结构分析,

而是被动地、事后地,被嵌入“夏—商—周”中原单线叙事。

换言之,盘龙城并非“被证明是商”,而是“被安排成商”。

二、盘龙城不具备任何“商方国—殷王朝”的核心标志

如果盘龙城真是商王朝体系的一部分,那么至少应当在以下几个层面出现可验证的

商 / 殷王朝核心要素

盘龙城表现

商族祖源与王权谱系

❌ 无

殷式宗庙与王族墓葬

❌ 无

商系青铜礼器组合

❌ 不成立

商文字 / 族徽系统

❌ 缺失

王权主导的区域控制逻辑

❌ 不匹配

盘龙城出土的青铜器形制、工艺路径、礼制逻辑,与殷墟体系并不构成严格传承链;

更关键的是——盘龙城缺乏“商—殷王朝国家行为”的痕迹。

因此,把它定义为“商的南宫”,并非证据结论,而是叙事需要。

三、盘龙城真正对应的历史坐标:尧舜体系中的“翼州平阳”

回到文献系统,盘龙城的历史位置反而异常清晰。

在上古文献中,唐尧活动的核心区域,并不局限于后世想象的“中原狭义核心”,而是一个横跨黄河—汉水—长江中游的早期王权网络。

在这一体系中:

• 翼州:并非后世行政州名,而是尧政权的重要区域标识

• 平阳:不是单一城址,而是“王权—礼制—天文—祭祀”综合中心

从文明结构看,盘龙城恰恰符合这一特征:

1. 城址形态更接近早期王权驻地,而非成熟王朝都邑

2. 礼器系统呈现“前王朝—前文字”的过渡形态

3. 区位功能位于长江—汉水枢纽,符合尧舜时期“天下共主”的交通与治理逻辑

盘龙城,更像是尧时代王权体系中的“南部枢轴”,

而不是商汤建立殷王朝之后的地方行政点。

四、“夷夏东西”不是族群标签,而是文明空间结构

长期以来,“夷夏东西”被误读为“文化高低”或“民族对立”。

但结合文献与考古,真正合理的理解应是:

长江以北 —— 东夷势力圈

长江以南 —— 西夏(早夏 / 尧舜—禹体系)势力圈

这一判断,并非主观推演,而是与现代考古发现高度吻合:

• 长江中游(盘龙城、石家河体系):

→ 早期礼制、城址与王权形态明显早于殷系

• 黄河中下游(后期殷墟体系):

→ 显示的是商汤革夏之后形成的全新王朝结构

也就是说:

不是盘龙城“像商”,

而是商晚期文明吸收、继承并重组了更早的夏—尧舜体系遗产。

五、当代考古的方向性问题:“先有王朝框架,再找遗址归属”

当前盘龙城定性的根本问题,在于三点:

1. 以朝代名义替代文明结构分析

2. 用中原晚期王朝标准,倒套早期文明遗址

3. 忽视长江流域在夏之前已存在成熟王权体系

这正是翁卫和研究反复指出的核心误区:

中国早期文明不是“从无到有、从部落到王朝”,

而是早期即存在“天下共主式王权”,

后来才分化为夏、殷、周等不同政治形态。

在这一框架下,盘龙城的真实位置应当被重新表述为:

尧—舜—禹早期王权体系中的关键节点,

而非商王朝的地方分支。

结语:

若盘龙城被继续错误地安放在“商早期”之下,

我们失去的不是一个遗址的真相,

而是理解中国文明真实起点的关键钥匙。

盘龙城不是“商的南宫”,

它是更早的王权文明留下的坐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