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在讲究人情世故的机关大院里，我李浩就是个最不起眼的小科员。
没啥背景，只求安稳度日。
人人都信奉“人走茶凉”的生存法则，但我偏偏是个例外。
退休快三年的王局突发心梗，我跑前跑后地帮着办住院。
这件在我看来再正常不过的事，却被新来的张主任当众讥笑是“舔狗”。
从此我成了他的眼中钉，日子过得比黄连还苦，穿不完的小鞋几乎断送了我的前程。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么毁了，准备在这冷板凳上一直坐到退休。
可我万万没想到，仅仅三个月后，一张从省里来的红头文件，会把整个单位炸得人仰马翻。也彻底改变了我的人生……
01
盛夏的午后，太阳像个不讲道理的火球，把整个城市烤得滋滋作响。柏油马路被晒得发软，腾起一阵阵扭曲的热浪。我，李浩，一个在市直机关里熬了整整五年的普通科员，正从市第三医院那栋白色大楼里冲出来，脑门上的汗珠子汇成小溪，顺着脸颊往下淌，浸湿了衬衫的领口。
我的手里，紧紧攥着一沓还带着打印机余温的化验单，上面的每一项指标和数据，都像是烙铁一样烫手。这不是我爸妈的，也不是我老婆孩子的，而是我们单位退休快三年的老局长，王长林。
今天上午，我正埋头整理一份枯燥的会议纪要，王局老伴儿的电话就打了过来。电话那头，婶儿的声音带着哭腔，语无伦次，我听了半天才弄明白，王局早上遛弯回来，刚坐下就觉得胸口疼得厉害，话都说不出来，人直接瘫倒在了沙发上。老两口的儿子在国外，女儿嫁在邻省，远水解不了近渴。慌乱之中，婶儿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
我二话没说，跟办公室打了个招呼就冲了出去。十二层的办公楼，等电梯都嫌慢，我是一口气从楼梯跑下去的。开着我那辆磕磕碰碰的二手小破车，一路闯着黄灯，把王局送到了医院。急诊、挂号、检查、缴费……一套流程下来，我感觉自己像是打了一场仗，浑身都快散架了。医生诊断是急性心肌梗死，万幸送得及时，暂时稳住了，但必须立刻住院，准备做进一步的检查和治疗。
安顿好王局，看着他躺在病床上，脸色灰败地挂着吊瓶，我心里五味杂陈。
我叫李浩，三十二岁，不高不矮，不胖不瘦，扔人堆里绝对找不着的那种。我爸妈是小县城的工薪阶层，一辈子最大的愿望就是我能有个“铁饭碗”。于是我大学毕业就一头扎进了考公大军，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总算挤进了市里这个不大不小的机关单位。
在这里，我这样没背景、没资源、性格还有点偏内向的人，就像是墙角的苔藓，安静地存在着，不惹眼，也无人问津。每天的工作就是写材料、跑会场、收发文件，见了谁都客客气气地喊一声“老师”，做事勤勤恳恳，但也从不敢出头露面。我和我爱人小雅是大学同学，她在市里一所初中当老师，我们的日子就像一杯温吞水，没有波澜，但也甘之如饴。
而王长林局长，对我来说，是个特殊的存在。
他是我进单位时的“一把手”，一个面相严肃、脾气有点倔强的老头。他在位的时候，坚持原则，没少得罪人，但也实实在在地提携了不少像我这样的年轻人。说起来，他对我有“一饭之恩”。
那是我刚进单位的第二个月，负责一个全市性的大型会议。因为经验不足，我整理的会议材料里出了一个致命的数字错误。会议开到一半，问题被当场指了出来，所有领导的脸都黑了。当时我们办公室的主任，为了推卸责任，当着所有人的面，把锅甩得一干二净，直指我这个新人办事不牢。
我当时二十多岁，脸皮薄，站在会场后面，感觉所有人的目光都像针一样扎在我身上，窘迫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我以为我的职业生涯还没开始就要结束了。散会后，所有人都绕着我走，只有王局，他把我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我低着头，像个等待审判的犯人。他没有骂我，办公室里安静得可怕。过了许久，他才开口，声音不大但很有力：“材料拿过来，我看看。”我把那份让我颜面尽失的材料递过去。他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地看，然后拿出红笔，在错误的地方画了个圈，又在旁边写下正确的数字。
“知道错在哪儿了吗？”他问。
我点点头，声音小得像蚊子：“知道了，王局。”
“年轻人，犯错不怕，怕的是没了担当。”他把材料还给我，“去吧，把所有的都核对一遍，重新印。下次注意。”
我以为这就完了，没想到快下班的时候，他让司机把我叫上，带我去了单位附近一家不起眼的小饭馆，自掏腰包请我吃了顿饭。饭桌上，他没再提工作上的事，只是像个长辈一样，问我家是哪儿的，父母身体怎么样，工作还习不习惯。那顿饭，我吃得眼眶发热。
就为这一句话，这一顿饭，我记了他好几年。所以，当他退休后，别人都忙着去新领导门前烧热灶的时候，我还是会隔三差五地提点水果，去他家坐坐，陪他杀两盘象棋。
现在，我拿着这沓结果不太乐观的化验单，心里沉甸甸的，快步赶回单位。我得跟新来的办公室主任张建请个假，下午还得去医院盯着缴费和安排床位的事。
我们单位的办公室在八楼。刚走出电梯，还没到门口，就听见一阵熟悉的、略带尖刻的笑声从里面传出来，是张建。他大概四十出头，头发梳得油光锃亮，据说是从别的单位平调过来的，野心和欲望都写在脸上。他刚来两个月，办公室的风气就全变了，以前大家还都直来直去，现在说话个个都像在打太极，生怕说错一句话，站错了队。
“……你们说这李浩，是不是脑子有坑？王长林都退休多少年了？人走茶凉，这道理不懂吗？他倒好，上赶着去端那杯凉茶，还当宝贝一样捧着。图啥呀？图王局能从棺材里爬出来再给他个编制？还是图他那老伴儿能给他介绍个对象？”
办公室里爆发出一阵压抑又放肆的哄笑声，几个年轻同事附和着：“就是，张主任，这叫无效社交。”
“什么无效社交？”张建的声音拔高了八度，带着一种表演式的夸张，“这叫‘舔狗’！还是舔一只没牙的老狗！我都替他臊得慌！”
“舔狗”两个字，像两根烧红的钢针，狠狠地扎进了我的耳朵里。我的脚像是瞬间灌满了铅，沉重得再也抬不起来，就那么钉在了办公室门口的走廊上。血液“嗡”的一下全冲上了头顶，脸颊火辣辣地烧起来。我能想象出办公室里，张建翘着二郎腿，一脸鄙夷地说着这些话的样子，也能想象出那些同事们谄媚附和的嘴脸。
我深吸了一口气，胸口憋着一团火。我不是没脾气，只是习惯了忍。但这次，这盆脏水泼得太迎头，太恶毒。我攥紧了手里的化验单，纸张的边缘都快被我捏烂了。
我推开了办公室的门。
门轴发出“吱呀”一声轻响，里面的笑声却像被按下了静音键，戛然而止。十几双眼睛齐刷刷地朝我看来，表情各异，有惊慌，有尴尬，有幸灾乐祸。
张建正靠在他的老板椅上，手里夹着烟，看到我进来，他脸上的轻蔑没有丝毫收敛，甚至连一丝尴尬都没有。他只是慢悠悠地把腿从桌子上放下来，用那双看人时总带着三分审视、七分不屑的眼睛斜睨着我，从鼻子里发出一声短促而响亮的“哼”。那神情仿佛在说：听见了又怎么样？我就是当着你的面，也照样这么说。
整个办公室安静得掉根针都能听见。我能感觉到背后那些同事的目光，像芒刺一样扎在我的背上。
我压下心头的怒火，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我走到张建的办公桌前，把手里的化验单放在桌角，说：“张主任，王局突发心梗住院了，情况不太好。我想跟您请个假，下午要去医院办手续，盯着床位。”
张建连看都没看那沓化验单，他拿起桌上的假条，用两根手指夹着，像是夹着什么脏东西一样，轻飘飘地往旁边一扔。他靠回椅背，拉长了语调，阴阳怪气地开口了：“呦，为了我们退休的王老局长，工作都撂挑子啦？可以啊，李浩，觉悟很高嘛。这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啊。”
他顿了顿，环视了一圈办公室，那些刚才还在哄笑的同事们，此刻都低着头，假装在忙自己的事。
“行啊，去吧，”张建把目光重新落在我身上，嘴角勾起一抹讥讽的笑，“毕竟是‘大孝子’嘛，我们不能不近人情。不过，李浩，我可得提醒你一句。”
他身体前倾，用手指敲了敲桌面，发出“笃笃”的声响：“你手头那份档案整理工作，积压了好几年了，我给你定了时限，后天，后天下午下班前必须交给我。交不上来，也别怪我这个当主任的不给你面子，年底的考核，我可就只能照章办事，给你打个差评了。”
我的心猛地一沉。
那份档案整理的工作，是上个星期他才扔给我的。整整三大箱子的陈年旧档，很多都已经纸张发黄、字迹模糊，需要一页一页地辨认、分类、录入电脑。那个工作量，别说两天，就算给我一个星期，我都得天天加班到半夜才能勉强完成。他现在把时间压缩到两天，这明摆着就是刁难，是故意给我穿小鞋。
我看着他那张写满了“你能奈我何”的脸，拳头在身侧悄悄握紧，指甲都陷进了肉里。
“张主任，”我尽量让自己的语气保持克制，“这个工作量，两天时间……”
“怎么？有问题？”他打断我，眉毛一挑，“李浩，别跟我讲条件。能力不行就是能力不行，态度有问题就是态度有问题。单位不是养老院，更不是慈善堂，完不成工作，就得承担后果。你要是觉得你伺候老干部比本职工作重要，那你就去，我没意见。到时候考核表上怎么写，我自己有数。”
他说完，不再看我，拿起桌上的一份文件，装模作样地看了起来，把我当成了一团空气。
办公室里依旧死寂。我站在那里，像个小丑。羞辱、愤怒、委屈，各种情绪在我胸中翻江倒倒海，几乎要冲破我的理智。
就在这时，我的手机震动了一下。我掏出来一看，是坐在我对面、平时跟我关系还算不错的老刘发来的一条微信。
“小李，忍忍吧，别跟他硬顶。这张建心眼比针尖还小，你今天跑去帮王局，在他看来，就是当众打他的脸。他觉得你这是在念旧，没把他这个新主任放在眼里。你啊，以后有的是小鞋穿了。先忍过去再说。”
看着这条微信，我紧握的拳头慢慢松开了。老刘说得对，跟这种小人硬碰硬，吃亏的只能是自己。我不能因为一时的意气，毁了自己的饭碗。我还有小雅，还有这个家。
我默默地拿起桌上的假条，转身，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办公室。身后，我仿佛能感觉到张建那道得意而冰冷的目光，像一条毒蛇，粘在我的后背上。
我知道，这梁子，算是彻底结下了。
02
从那天起，我的日子被劈成了两半。一半在充斥着消毒水味的医院里，一半在弥漫着压抑和暗流的办公室里。而这两半，没有一半是轻松的。
单位成了一个无声的战场，而我，是那个孤军奋战的士兵。
张建没有食言，他开始变着法儿地给我穿小鞋。以前，办公室里那些最繁琐、最吃力不讨好、还最容易出错的活儿，比如核对几十页的数据报表、整理堆积如山的信访件、撰写一些无关痛痒的宣传稿，都是大家轮着来。现在，这些活儿全都成了我的“专享”。
每天早上我一到办公室，办公桌上必定会多出一摞新的文件，旁边附着一张张建龙飞凤舞的便签，上面写着“今日完成”、“加急处理”之类的字样。
他不再当众嘲讽我，而是换了一种更高级的方式——用无休止的工作量来孤立我，边缘化我。
开部门例会的时候，他会挨个点评每个人的工作，有表扬，有鼓励，唯独到了我这里，他会直接跳过去，仿佛我根本不存在。偶尔有需要全员参与讨论的议题，他也会刻意忽略我举起的手，把发言的机会留给别人。他把我当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面教材，时不时地在会上含沙射影地敲打：
“我们有些同志啊，心思要多往工作上用一用，别整天琢磨那些虚无缥缈的人情关系。人都走远了，你还在这儿烧冷灶，有什么意义？我们是公务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给哪一个退休老干部当家臣的！要拎得清主次！”
每当这时，办公室里所有人的目光都会若有若无地瞟向我。那些目光里，有同情，有不屑，更多的，是一种“你看，这人真傻”的怜悯。
我没有反驳，也没有辩解。我知道，在张建这种人的世界里，所有的解释都是苍白的。他认定的“事实”是，我李浩是个愚蠢的投机者，投错了对象，还在一条道上走到黑。任何辩解，都只会被他解读为心虚和嘴硬。
所以，我选择了最笨拙，也是最直接的方式来应对——沉默。
他扔过来的活儿，我照单全收。报表数据，我核对到凌晨，确保没有一个小数点错误；信访件，我一件件分类归档，把群众的诉求整理得清清楚楚；宣传稿，我反复修改，直到语言通顺、格式标准。
我用疯狂的加班来填补去医院的时间，办公室的灯，几乎每晚都是我最后一个关。我就是要用行动告诉他，你给我再多的活儿，我都能完成；你给我再大的压力，我也能扛住。我不给你任何在工作上挑我毛病的机会。
这成了一场我和他之间的角力，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战争。
而医院，则意外地成了我的避风港。
每天中午，我都会利用午休时间，开车去医院给王局和婶儿送饭。晚上加完班，我也会再去一趟，陪王局说说话，或者帮婶儿打打下手，削个苹果，倒杯水。医院里那些护士和同病房的病友，都以为我是王局的儿子，还时常夸婶儿有福气，养了这么个孝顺的儿子。
婶儿每次听了都直摆手，然后红着眼圈把我拉到一边，往我兜里塞水果，或者偷偷塞钱，说：“小李啊，可不敢这么说，你为我们做的，比亲儿子都多。婶儿心里过意不去啊。”
我总是笑着把钱推回去：“婶儿，您再跟我客气，我可就不来了。我爸妈不在身边，看见您和王局，就跟看见自己家人一样，心里踏实。”
这话不全是客套。王局虽然病着，但脑子清醒得很，精神头好的时候，他会跟我聊很多。聊他年轻时在基层工作的趣事，聊他当年是怎么处理棘手的群众矛盾，聊他的人生感悟。他像一本厚厚的书，每一页都写满了智慧和沉淀。
他从不主动问我单位里的事，更没有提过张建一个字。但我知道，他心里什么都清楚。有一次，他输着液，忽然侧过头看着我，浑浊但依然锐利的眼睛里，带着一丝心疼。他伸出那只没打针的手，轻轻拍了拍我的手背，说：“小李啊，人这一辈子，得活得像棵树。”
我愣了一下，没明白他的意思。
他继续缓缓地说：“根要正，心要静。根扎得正，就不怕走歪路。心能静下来，就不怕外面的风吹雨打。那些风雨，看上去是折磨你，其实都是在帮你长得更结实。”
那一刻，我心里所有的烦躁和憋屈，仿佛都被他这几句云淡风轻的话给抚平了。我看着他布满老年斑的手，重重地点了点头。
单位里的风向，也在这场无声的战争中悄然改变。
一些原本还跟我点头之交的同事，开始有意识地疏远我。在食堂打饭，他们会刻意避开我这一桌；在走廊里碰见，也只是匆匆点个头，眼神躲闪。他们大概觉得，我得罪了新来的“红人”张建，前途已经一片灰暗，跟我走得太近，生怕惹火上身。
另外一些人，则彻底认同了张建给我贴上的“舔狗”标签，在背后对我指指点点，窃窃私语。我甚至有一次去洗手间，听到两个年轻同事在里面议论。
“你说那李浩图个啥？天天跟个孙子似的往医院跑。”
“谁知道呢，估计是之前跟王局关系好，现在放不下架子，骑虎难下了呗。”
“我看就是傻。你看人家张主任，多精明，知道谁的大腿该抱。他倒好，抱着一根枯树枝不放，活该被边缘化。”
我站在隔间里，听着冲水声和他们远去的脚步声，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闷得发慌。
当然，也并非所有人都如此。办公室里那几个资格老、快退休的老同事，反而对我多了几分关照。老刘会趁着张建不在，悄悄塞给我一个他爱人烙的馅饼；管档案的王姐，会帮我把一些难啃的旧资料提前分好类。他们不会多说什么，只是在我加班到深夜，准备离开时，拍拍我的肩膀，递给我一杯热水，然后叹一口气，说：“你这孩子，心眼太实了。”
晚上回到家，那栋小小的两居室，是我卸下所有盔甲的地方。
妻子小雅总会给我留一盏灯，桌上放着一杯热好的牛奶。我会把头埋在她的怀里，像个疲惫的孩子，把单位的糟心事，把张建的刁难，把心里的委屈，一股脑地倒给她。
小雅不是那种会说大道理的女人，但她总能用最朴实的话给我力量。她会一边给我按摩着僵硬的肩膀，一边说：“你做得没错。人不能忘本。王局在你最难的时候拉了你一把，现在他病了，你搭把手，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那个张建，一看就不是能成大事的人，心胸和格局都太小了。你别理他，也别跟他置气，不值得。咱们就做好自己的事，求一个心安理得。”
她抬起我的脸，认真地看着我的眼睛：“李浩，我相信你。不管别人怎么看，在我心里，你是个有情有义的男人。这就够了。”
妻子的理解和支持，像一束温暖的光，照亮了我心里所有的阴暗角落。是啊，我为什么要为了一个自己根本看不起的人，去怀疑自己的选择呢？
于是，第二天，我依然会在张建审视的目光中，接下那堆积如山的工作；依然会在午休时，迎着毒辣的太阳，开车冲向医院；依然会在深夜，伴着星光，回到那个有她等着我的家。
这场无声的战争，还在继续。我不知道会持续多久，也不知道最终的结果会是什么。但我知道，我不能输。不是为了赢过张建，而是为了不输给我自己的本心。
03
日子就在这种单位和医院两点一线的奔波中，一天天过去。秋风起了，吹落了满街的梧桐叶，也吹来了更坏的消息。
王局的病情出现了反复。经过一系列复杂的检查，专家会诊的结果是，必须尽快进行心脏搭桥手术。
“冠状动脉三支严重堵塞，就像一条河道被堵死了三处，药物治疗已经没用了，必须做手术，重新建几条‘河道’供血。”主治医生拿着一沓影像片，表情严肃地对我解释。那时候，婶儿已经因为连日的操劳和忧虑病倒了，我便成了事实上的“家属代表”。
手术风险很大，费用更是个天文数字。王局远在国外的儿子得知消息后，焦急万分，但因为签证和工作的原因，一时间根本赶不回来，只能先把一大笔钱汇了过来。
于是，手术前那段最忙乱、最熬人的时间里，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我一个人的肩上。跟主治医生沟通手术方案，在几十页的风险告知书和手术同意书上签字，办理各种复杂的缴费和医保手续，协调血源，安抚婶儿的情绪……我感觉自己像一个高速旋转的陀螺，一刻都停不下来。
那段时间，我几乎是以医院为家。晚上就在陪护椅上蜷缩着睡几个小时，白天则抱着笔记本电脑，在病房外的走廊里，处理张建扔给我的那些永远也做不完的工作。我的眼圈越来越黑，人也肉眼可见地瘦了一圈。
张建自然不会放过这个“天赐良机”。
他开始在各种场合，更加变本加厉地敲打我。他把我“长期脱岗，严重影响工作”的行为，当成了一个典型案例，在年底的部门评议会上，公开点了我的名。
那是一个阴冷的下午，会议室里暖气开得不足，空气都带着一股寒意。张建坐在会议桌的主位上，清了清嗓子，手里拿着一份名单。
“……下面，我们来评议一下今年的年度考核情况。”他慢条斯理地说，目光扫过每一个人，“大部分同志表现都很好，但也有个别同志，思想上出了问题，行动上掉了链子。把个人感情凌驾于组织纪律之上，把一些陈年旧情的‘私事’，看得比本职工作的‘公事’还重要！长期脱岗，纪律涣散，给整个办公室的形象都造成了不良影响！”
虽然没有指名道姓，但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他说的是谁。我坐在会议室的角落里，低着头，感觉自己的脸在发烫。
张建顿了顿，似乎很满意这种万众瞩目的效果。他拿起笔，在手里的表格上划了一下，然后用一种宣判般的口吻说道：“对于这样的同志，我们的态度是明确的，绝不姑息！我个人建议，李浩同志本年度的考核等次，评为‘基本称职’！”
“基本称职”四个字，像四记重锤，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
在机关单位里，年度考核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和“不称职”四个等次。绝大多数人都是“称职”，少数拔尖的能拿到“优秀”，而“基本称职”，则是一个带有强烈否定和惩罚意味的评价。
它不仅意味着你这一年的所有辛苦和努力都被全盘否定，奖金泡汤，更重要的是，它会像一个洗不掉的污点，永远记录在你的个人档案里，直接影响你后续的职务晋升和职业发展。
可以说，只要档案里有了“基本称职”的记录，你在这个单位的政治生命，基本上就被判了死刑。
会议室里一片寂静。我能感觉到，那些或同情或幸灾乐祸的目光，再一次聚焦到了我的身上。我紧紧地咬着牙，用尽全身的力气，才没有让自己当场站起来。
散会后，没有人跟我说话。我一个人默默地收拾东西，走出办公大楼。冬日的冷风吹在脸上，像刀子一样割得生疼。可再冷的风，也比不上我心里的寒意。
我没有回家，也没有去医院，而是把车开到一个无人的江边，停了下来。我趴在方向盘上，第一次感到了彻骨的寒冷和无力。
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我也有我的理想和抱负。我努力学习，拼命考试，进入这个体制，也希望能凭借自己的努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往上走，实现自己的价值，让家人过上更好的生活。
可是现在，就因为我坚守了自己认为正确的做人底线，去帮助一个曾经对自己有恩的老人，换来的却是这样一个近乎毁灭性的结果。我辛辛苦苦地工作，任劳任怨地加班，我做错了什么？
我开始怀疑，我的坚持，到底是不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愚蠢？在这个只讲利益、只看权势的现实世界里，我所谓的“情义”和“本心”，是不是就是一个天大的笑话？
那晚，我一个人在江边坐了很久很久，直到江风吹透了我的外套，吹得我浑身冰凉。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
就在我心灰意冷，几乎要被绝望吞噬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婶儿打来的，声音颤抖而急促：“小李……王局……他进手术室了！”
我猛地惊醒，所有的迷茫和颓丧瞬间被抛到了九霄云外。我发动汽车，调转车头，朝着医院的方向狂奔而去。
手术室外那盏红色的“手术中”的灯，像一只焦虑的眼睛，亮了整整八个小时。我和婶儿，还有闻讯从邻省赶回来的王局的女儿，就那么守在外面，分分秒秒地熬着。
时间仿佛被拉长了无数倍。我心里只有一个念头：王局，您一定要挺过去。
终于，在凌晨三点多，手术室的灯，灭了。
门被推开，主刀医生满脸疲惫地走了出来，他摘下口罩，露出了一个如释重负的笑容：“手术非常成功！病人的生命体征很平稳，接下来就看恢复了。”
那一瞬间，我感觉全身的力气都被抽空了，腿一软，差点瘫坐在地上。婶儿和王局的女儿已经喜极而泣，抱在一起哭得泣不成声。
透过重症监护室（ICU）的玻璃窗，我看到了躺在病床上的王局。他身上插满了各种各样的管子，脸上戴着氧气面罩，看上去很虚弱，但监护仪上那些跳动的曲线和数字，都在宣告着生命的顽强。
婶儿哭了一会儿，转过身，紧紧地拉住我的手，冰凉的手指因为用力而微微发抖。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那句话：“小李，谢谢你……谢谢你……你就是我们家的恩人呐！”
王局的女儿也抹着眼泪，对着我深深地鞠了一躬。
那一刻，听着耳边的感谢，看着玻璃窗后那个顽强搏动的生命，我心里所有的委屈、愤怒、不甘和怀疑，忽然就那么烟消云散了。
是啊，跟一条鲜活的生命比起来，跟一个家庭的希望比起来，那个“基本称职”的考评，张建那张令人作呕的嘴脸，又算得了什么呢？
我扶着几乎站立不稳的婶儿，心里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平静和踏实。我或许输掉了职场的一场战役，但我守住了我心里最重要的东西。
这个寒冬，虽然冷，但终究还是等来了破晓的光。
04
王局的手术很成功，恢复得也比预想中要好。一个星期后，他从ICU转到了普通病房，半个月后，已经能下地慢慢走动了。
他远在国外的儿子也终于办好了所有手续，急匆匆地赶了回来。一个和我年纪相仿、文质彬彬的男人，见到我，二话不说，从包里掏出一个厚厚的信封就要往我手里塞。
“李哥，这次真的太感谢您了。要不是您，我爸这关……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这点钱您一定要收下，不是报答，就是我的一点心意。”
我连忙把信封推了回去，态度很坚决：“你再这样我可就生气了。王局是我的老领导，也是我的长辈，我做这些都是应该的，跟钱没关系。你能赶回来，我们大家就都放心了。”
他见我态度坚决，只好作罢，但那份感激，都写在了眼睛里。
王局出院那天，我去送他。他的气色好了很多，虽然人瘦了一大圈，但眼神又恢复了往日的清亮。他没有说太多感谢的话，只是在临上车前，走过来，伸出那双已经变得有力的手，重重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那力道很重，拍得我肩膀微微一震。我从他的眼神里，读懂了一切。
送走了王局，我终于可以回归到正常的工作状态。或者说，是一种“非正常”的正常。
顶着那个“基本称职”的考评，我彻底成了单位里的“边缘人”。张建似乎也觉得，我已经是一只被拔了牙的老虎，对他构不成任何威胁了。他不再刻意地刁难我，而是换了一种更具杀伤力的方式——彻底的无视。
他把我当成了一团空气。
所有重要的项目，比如起草年度工作要点、筹备重大会议、对接上级部门，全都交给了他新发展的几个心腹。而我，每天的工作就是给办公室的绿植浇浇水，给打印机换换墨盒，整理那些无人问津的陈旧档案，再就是收发一下报纸信件。我从一个业务骨干，变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勤杂工”。
办公室里，大家对我的态度也变得微妙而固定。没人再议论我，因为一个已经“死”了的人，没有被议论的价值。他们只是在我抱着档案箱从他们身边经过时，投来一瞥淡漠的目光，然后继续热火朝天地讨论着谁又跟张主任一起吃了饭，哪个项目又有油水。
我被隔离在了一个热闹的世界之外，独自守着一个冷清的角落。
换做以前，我可能会感到痛苦和煎熬。但经历了王局生病这件事，我的心态反而变得异常平和。我没有自暴自弃，也没有怨天尤人。相反，这段“无人问津”的赋闲时光，让我有了大把的时间，去做一些以前想做却没时间做的事情。
我开始系统地复习我的专业知识，把大学时的课本和笔记都翻了出来，一点点地啃。我开始研究我们单位乃至我们这个行业的历史沿革和业务流程。那些被我一本本搬出来、拂去尘埃的陈年档案，在别人看来是占地方的废纸，在我眼里却成了取之不尽的宝藏。
我从那些泛黄的纸页里，看到了单位几十年来的发展脉络，看到了历任领导处理各种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看到了许多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我渐渐地，对我们单位的整个体系和运作逻辑，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深入骨髓的理解。我甚至能从这些故纸堆里，推演出单位未来几年可能会遇到的瓶颈和发展方向。
我像一块海绵，疯狂地吸收着这些在别人看来毫无用处的“知识”。我的内心世界，在外部世界的冷遇中，变得前所未有的丰盈和充实。我变得更加沉静，也更加从容。
日子就这样不咸不淡地过着。
我和小雅的生活依旧平淡。她没有因为我的遭遇而有半句怨言，反而时常开导我，说这是难得的“蛰伏期”，让我趁机好好给自己充充电。周末，我们偶尔会一起去王局家。王局的身体恢复得很好，已经能在家里的院子里打太极了。我们从不谈工作上的事，只是陪老两口说说话，下下棋，吃一顿婶儿亲手做的家常便饭。那种温馨和宁静，让我觉得无比心安。
而另一边，我的岳父，也在这段时间里，偶尔会给我打个电话。
我的岳父姓周，是一位从省里退下来的老干部。他为人低调，退休后就过着含饴弄孙的普通老人生活，周围的邻居都只知道他是个退休的“周老师”。当初我决定考公务员，他没有反对，只是对我提了一个要求：到了单位，不准跟任何人透露他的身份，一切都要靠自己去闯，去感受。
他说：“体制内是个大染缸，也是个大熔炉。我想让你自己去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里面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只有你自己亲身经历了，才知道什么是真的，什么是假的。”
所以，这几年，单位里没人知道我的这层关系，包括王局，也包括张建。
电话里，岳父也从不问我具体的细节，只是会问问我的近况。
“小李啊，最近怎么样啊？”
我每次都只是轻描淡写地回答：“挺好的，爸，一切都正常。最近比较清闲，正好看看书，学到了很多东西。”
他会在电话那头沉默片刻，然后用他那惯有的、沉稳的语气说：“那就好。年轻人，多学点东西，没坏处。”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我知道，岳父或许已经从某些渠道知道了我的处境。但他没有插手，也没有给我任何指点。他在等，等我自己从这段经历中，悟出点什么。
而我，也确实悟到了。我悟到了王局说的那句话——根要正，心要静。
这段看似风平浪静的日子，就像暴风雨来临前最后的宁静。所有人都以为，我的故事已经写到了结局。他们不知道，这其实，只是一个开始。
05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是三个月。春暖花开，万物复苏，我们单位里也迎来了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
张建主抓的一个“智慧办公”试点项目，得到了市里主要领导的口头表扬，还在市电视台的新闻里露了几秒钟的脸。这一下，他更是春风得意，尾巴都快翘到天上去了。单位里关于他即将被提拔为副处级领导的传言，也愈演愈烈。
他现在看我的眼神，已经从最初的鄙夷和不屑，变成了一种带着胜利者姿态的怜悯。仿佛在说：你看，李浩，这就是我们之间的差距。你抱着一块朽木不放，而我，已经快要一步登天了。
而我，依旧是那个在办公室角落里，默默整理着资料的李浩。每天准时上下班，不迟到，不早退，不多说一句话，不多做一件事。我已经习惯了被无视，也习惯了在自己的世界里寻找安宁。
一切，都仿佛已经尘埃落定。
直到那天下午。
那是一个很普通的星期二，阳光正好，透过百叶窗在地面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办公室里很安静，只有敲击键盘和翻动纸张的沙沙声。
突然，人事处的陈处长，拿着一份印着红头的文件，步履匆匆地走进了我们办公室。陈处长是个年近五十的“老机关”，平时总是笑呵呵的，但今天，他的表情却显得异常古怪，是一种混合了震惊、疑惑和一丝丝敬畏的复杂神情。
所有人的目光瞬间都被他吸引了过去。大家心里都清楚，人事处长拿着红头文件亲自过来，那必定是有重要的人事变动。
几乎所有人的第一反应，都是——张建要高升了！
张建自己显然也是这么想的。他立刻从他的老板椅上站了起来，脸上堆起了矜持又难掩得意的笑容，甚至还下意识地整理了一下自己的领带。他朝着陈处长迎了过去，准备接受这个期盼已久的“喜讯”。
“陈处，什么风把您给吹来了？”张建笑呵呵地打着招呼。
然而，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陈处长只是对他礼节性地点了点头，然后，径直从他身边走了过去。
他没有停在张建的办公桌前。
他穿过了大半个办公室，在十几双错愕的目光注视下，一步一步地，走到了我的办公桌前。那个被所有人遗忘的、堆满了旧档案的角落。
整个办公室，在这一瞬间，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空气仿佛被抽干了，凝固了，让人喘不过气来。
我正戴着老花镜，辨认一份三十年前的手写文件，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弄得有些发懵。我抬起头，茫然地看着站在我面前的陈处长。
陈处长看着我，深吸了一口气，似乎是在平复自己内心的波澜。然后，他清了清嗓子，用一种前所未有、甚至带着几分郑重的语气，一字一句地开始宣读手里的文件：
“省委组织部文件，关于李浩同志的任命通知。”
“省委组织部”五个字一出口，办公室里响起了一片倒吸冷气的声音。所有人都被震住了。
陈处长没有理会众人的反应，继续用他那洪亮的声音念道：“根据工作需要，经省委组织部研究决定，并考察合格，任命，李浩同志，为省委政策研究室经济处副主任，级别定为正科级。请李浩同志于三日内，到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报到，办理相关手续。”
“轰——！”
这个消息，就像一颗惊天巨雷，在平静的办公室里轰然炸响。
所有人都被炸蒙了。
省委政策研究室！那是什么地方？那是省委的“大脑”和“智囊”，是全省最有含金量的核心要害部门之一！
副主任，正科级！李浩？那个被张建打压得抬不起头、年底考核只拿到“基本称职”的李浩？那个被所有人当成傻子和失败者的李浩？
这怎么可能？！
我甚至能听到身边传来“咕咚”一声咽口水的声音。所有人的目光，像几百瓦的探照灯一样，齐刷刷地聚焦在我的身上。那些目光里，不再是同情和怜悯，而是铺天盖地的震惊、疑惑、不可思议，以及一丝丝开始萌生的敬畏和恐惧。
我旁边的老刘，张大了嘴巴，手里的保温杯盖子掉在了地上，发出“哐当”一声脆响，他却浑然不觉。
而办公室另一头，张建的脸，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那张原本因为得意而显得红润的脸，瞬间褪去了所有的血色，变得惨白如纸。他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凝固了，最后碎裂开来，只剩下无边的惊愕和茫然。他的嘴巴微微张着，像是被什么东西噎住了喉咙，想说什么，却一个字也发不出来。
他踉跄着，像是被抽走了全身的骨头，从自己的办公室门口，一步一步，挪到了人群后面，死死地，死死地盯着我。那眼神里，再也没有了往日的轻蔑和傲慢，取而代之的，是无法理解的混乱，和一种发自内心深处的惊恐。
在这一片死寂和混乱中，我缓缓地站了起来。我摘下眼镜，对面前同样处于震惊中的陈处长，平静地点了点头，说了声：“谢谢处长，我知道了。”
我的声音不大，但在这安静到可怕的办公室里，却显得异常清晰。
然后，我开始收拾自己桌上为数不多的私人物品。几本书，一个茶杯，一盆已经养了五年的绿萝。
整个过程，办公室里没有一个人说话，没有一个人敢动。他们就像一群被施了定身法的木偶，僵硬地站在原地，用一种看陌生人的眼神看着我。
当我抱着我的纸箱子，走出这个我待了五年，也压抑了几个月的办公室时，所有人都下意识地给我让开了一条路。
在通往电梯的走廊里，身后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
张建快步追了上来，一把拦在了我的面前。
他的呼吸很急促，脸色依旧苍白，额头上甚至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他看着我，嘴唇哆嗦着，完全没有了往日那副指点江山的气势。
“李……李科长……”他下意识地用了新的称呼，声音干涩而颤抖，“这……这到底……到底是怎么回事？是……是王局？王长林他……他还有别的我们不知道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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