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的浙江日报翻开半版都是这个案子，黑体红字顶在最上，《南京博物院保管员监守自盗，倒卖文物价值18万元被判死刑》，18万在1993年能在北京拿下一处四合院，陈超只有23岁，月薪不到三百，按这个速度往前攒，五十年才能凑齐这笔钱。
南京本地人，1991年进南京博物院当保管员，钥匙挂腰间，走路叮当响，高中文化，不懂断代鉴藏，爱打游戏机，周末去玄武湖溜冰，外表安静，没人往贼心上联想，他把库房当值的日子过成了一张通行证，手里那串钥匙能开门，账本能改字，19件文物就是从这里消失的。
1992年春天第一次动手，一只明代青花小盘，三级文物，巴掌大小，午休时把盘子塞进夹克内袋，门口保安点头打招呼就出去了，夫子庙古玩市场找上一个浙江商人，800元成交，三个月工资换一只小盘，他拎着钱先买鞋，剩下投到游戏厅。
有了第一次，路径就变得简单，库房管理松得像筛子，架上堆满箱子，编号参差，账与实物对不上，拿走一件，登记簿划掉一条，没人追问，1992到1993年9月，他陆续把小件往外递，里头有一件国家二级文物、一件三级，挑轻巧、不显眼的拿，沉重的大件不敢碰。
销赃像儿戏，把东西拎去夫子庙、朝天宫的老店，老板看他年轻，出价压到地板，一件官窑小碗市价上万，他口袋里只进1500，店家问来处，他说祖传，话说出口不深究，三年里凑出3万多，平均一件不到两千，钱换成进口音响、一辆摩托、一个去深圳的行程，花完就散。
1993年9月出事，馆里清点，发现一对二级玉璧不在架上，保卫科去翻监控，走廊有镜头，库房没有，科长把时间轴往前推，盯到陈超一段时期每天提前半小时到岗，理由是打扫卫生，某天早上，他把一面铜镜塞进怀里，转身就被按住。
审讯里，他把过程交代干净，他对价值说不出个所以然，只想弄点钱花，检察官问是不是国家文物，他点头，说不清价格，心里以为普通盗窃，关几年就出，18万把标尺推到另一侧，1993年11月，南京中院一审宣告死刑，他当庭瘫倒。
1993年12月28日执行，冬至刚过，郊外刑场，新华社发简讯，浙江日报转发，配一行编者按，23岁的年纪被写进教训的文本，文博圈内外都在看，可惜的一个人，遗憾的一地制度。
事后看库房，漏洞并没有被补上，陈超靠钥匙与账本走位，事后换锁，登记多几栏，核心环节还在原地，清点不细，专家鉴定不公开，调拨程序留有空白，1997年，凌波起草调拨单，徐湖平签字，钱锋复核，把《江南春》等五件标注“伪作”的作品调拨至文物总店，6800元的总价落在单据上，比陈超那19件的进账还低。
陈超不懂，也知道老物有价，凌波熟门熟路，却在价值面前递出一个更低的数字，仇英的名头摆在那一栏，存疑也不至于几千块打发，偏偏写成调剂，这幅价连陈超看见都会摇头，报的是这个数，批的是这个数，核的还是这个数，三个懂行的人，做出一串更难解释的签字。
2008年，陈超离开十五年，庞叔令第一次向南博询问捐赠文物的去向，得到的答复是按程序处理，这份程序制定在陈超案之后第五年，本意是守住国有资产，实际落地却成了“合法流失”的工具，盖章与流程把边界往外推了一步。
陈超送去古玩铺的东西，多数追回，警方沿线从夫子庙与朝天宫找回17件，另外2件追至浙江也回到库里，他卖价最高的是一件明代玉佩，6000落袋，二级玉璧只出1200，他不懂，价格就低，他被执行，文物回家。
8800万估值的《江南春》没能回来，它不是被人顺走，而是飘在“合规调拨”的纸面上离开，调拨的人学历在简历里很亮，资历堆在履历里很厚，现实里报出的价格比陈超还低，陈超出门要看保安的眼色，要编来处，调拨那边只需一张单据，三个名字，一个公章。
处决之后，南博连开三天会，主题写着加强库房管理，领导说不能再出陈超，台上话说得正经，台下漏洞没有被直面，人手多了，规章厚了，门口有人守，库里有人看，这一套能挡住内贼，挡不住写着调拨的手续。
1995年，临时工在布展时把一只清代鼻烟壶放进兜里，这次处理成开除，1997年，清理“伪作”写进计划，《江南春》们被划进调拨的栏里，行为合规，合规的难追，违法有明确界限，合规没有把柄，后果却一样需要承担。
2014年，艺兰斋把《双马图》摆上拍场，图录写来源可靠，成交230万，来源指向南博调拨，流程完整，来源清白，清白就能成交，市场里数字落在板上，追责却找不到对象。
2025年，《江南春》估到8800万，庞叔令报警，拍卖撤掉，南博表述这幅画1984年就被定为伪作，档案在馆里，记录在卷里，既然档案摆着，为何估价能写到这个位置，假的凭什么换真金，问号停在案头，解释没有出现。
如果陈超活到现在，55岁的人，看到8800万的估价在新闻里跳出来，心里可能会想，当年多读点资料，手里那几件能不能卖高一点，另外一种可能，他看着这条链条，会觉得一种复杂的荒诞，黑白写在纸上，价格写在纸上，路径也写在纸上。
九十年代的浙江日报把这案子当警示，头条大字配上囚服照，编者按里写青年与贪欲，文末没有展开制度这条线，监管的失效同样需要被看见，个人案件翻页过去，制度问题延续到2025，延续到一张8800万的估价单。
卷宗里有一句供述，“我以为拿一两件没事，库房东西多，少几个看不出来”，这句话换一种场景放在1997年的调拨桌上，很容易重合，东西多，调出几件也能对上账，账本在自己手里，差别在于，陈超的路径叫偷，另一条路径叫调，一个要枪决，一个算失误。
失误这个词看着温和，防不住，陈超的失误是年轻与无知，凌波的失误是按程序办事，徐湖平的失误是信任环节，钱锋的失误是复核不严，四个失误叠加成一次价值外流，没有铁窗与判决，后果却压在公共资产上，他失去生命，他们失去国宝。
把警钟继续敲在关键点上，档案对公众开放查验，流程全链留痕，签字与责任一一对应，拍卖端把尽调做实，市场端把材料优先写到明面上，把签字不等于真相这句话说清，把证据与档案放在最前，文化资产才能安稳，行业生态才能向上，制度要比个人更可靠，流程要比口碑更坚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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