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2月的凌晨两点，嘉陵江雾气很重，几盏昏黄的煤油灯勉强照出万县码头的石阶。寒风吹得行人裹紧棉衣，谁也没注意到，一辆悄悄驶来的囚车里关着一个瘦小的青年。几小时后，城里茶馆便多了一条传闻：巡捕房又逮到了一名“要犯”。
囚车停在看守所侧门，车门打开，脚链哗啦作响。看守的灯光扫过，被押的人显得又黑又瘦，头发乱得像草窝。登记表上写着“罗敏”，岁数一栏却空着——没人知道他多大，他自己也不说。看守嗤笑一句：“这模样，像讨饭的。”
万县看守所向来残酷，皮鞭、老虎凳、铁链子一样不少。审讯室里，特务长苏麟阁正摩挲竹鞭。他先问“名字”，再问“身份”，问题一连串，语调又快又硬。罗南辉却回答得极慢，字字带四川腔，“是嘛，我就是干跑腿的，给大老板送封信。”一句话拖长尾音，把苏麟阁的火气吊得更高。
值得一提的是，罗南辉的底气并非凭空而来。他出生在成都西郊，家贫得连灶坑常年见不到几粒米。十几岁被父亲送去水烟铺，铺子倒闭后又回乡当雇农。长年饥一顿饱一顿，骨骼发育早被耽误，二十三岁的人，看上去近四十。眉眼里尽是老成，这副外貌此刻反倒成了天然伪装。
川军第七混成旅曾经给过罗南辉一条出路。那支队伍里，不少党员常在夜里低声谈论“打土豪、分田地”。罗南辉听得心热，很快加入党组织。1927年后四川军阀混战，他跟着同志们闹过起义，也在山野里和反动民团火并。枪火把少年磨成了硬骨头，也让他明白：保住组织机密，常常比保住性命更要紧。
这一次，他奉命到万县重建川东特委。孰料联络站前夜已被破坏，暗号敲完，开门的却是敌探。审讯伊始，他就决定“演穷汉”。特务越问，他越往“跑腿混饭”上扯。苏麟阁使出夹棍、电刑，招数狠辣，可案件进展依旧停滞。连续几日，他只得到粗糙冷饭与半碗开水，却从未改口。
“你真的是共产党？”第七次审讯时，苏麟阁用指节敲桌面，声音低沉。罗南辉咧嘴，露出一排被烟熏黑的牙：“老总，我给谁送信就拿几个铜板，哪有那命当干部？”短短一句对话，现场鸦雀无声。两句台词，却击中了看守们的耐心极限。
抗辩之外，他竟然学会“撒泼”。看守威胁放人，他立刻装可怜：“别赶我，出去就得饿死。”这番话正合监狱长心思——粮仓见底，囚犯越多花销越大，何苦留个“废人”。监狱长挥手：“放！别浪费饭钱。”就这样，堂堂红军副军长，被当成老赖扔出了大门。
走出监狱的那个夜里，城外的月亮像冰片，路边杂草带露水。罗南辉不敢停，先往江边废弃碉房钻，再绕小道联络当地秘密交通站。三天后，他变装成挑夫，跨省赶到川陕苏区。红五军正缺指挥员，组织批准他任副军长。他没提监狱半句，像什么都没发生过。
1935年，红五军奉命担任前卫。腊月的乌蒙山雨雾缠绕，部队掩护主力翻越绝壁。敌炮突然覆盖前沿，爆炸声让山谷震颤。罗南辉冲在最前，刚喊完“卧倒”，弹片已撕开他的左颞。战士们想抬他，他摆手示意继续前进。伤口无法止血，二十八岁的他，喷薄的鲜红里只剩一句话：“快走！”
战后搜点残骸的战士，在山石缝里找到一只破棉帽，帽檐里缝着半截竹片，上面刻有两行细字：川东联络点、万县顺和旅馆。密令安然无恙，这才是真正的胜利。
放眼当时，很多地下党员因为一时疏忽而殉难；罗南辉靠伪装和耐心，保全了组织，并用生命还清了那张欠条。国民党监狱长只想省几碗米，却意外放走了红军将领。命运偶尔开玩笑，可玩笑的代价，却是对手再难挽回的损失。
有人统计，长征路上牺牲的军级干部寥寥无几，罗南辉名列最后。他留下的教训简单直白：保密不是嘴硬，而是懂得示弱、装穷、扛得住打、熬得住饿；敌人越是觉得“此人无用”，越可能让真机密逃出生天。倘若连同袍们都能冷静到这种程度，敌特手里的“七十二刑”又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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