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1月3日晚，香港弥敦道灯火通明，一叠刚出炉的《新晚报》摆上报摊，粗体大字“前军统少将沈醉抵港”格外扎眼。街边小贩挥着报纸高喊，围观者交头接耳，不少人低声嘀咕——严醉来了。
沈醉本人却只想悄悄探亲。他挑了湾仔一间老旅社，每晚两百港币，房间不足十平方米，窗外电车铃一晃一晃。曾混迹军统高墙，如今能自由跨海，这点清贫他并不在意。
有意思的是，第三天清晨旅社门口便挤进十几名记者，接连发问当年军统内幕。沈醉摘下眼镜，只抬一句：“探亲而已。”声音不大，却带着旧日行伍的干脆，媒体只能抓拍几张照片草草收场。
午后，一通来自九龙的电话打破了短暂平静。多年未见的老朋友邀他晚餐，还在电话末端低声补充：“孙女想见你。”沈醉略作犹豫，还是答应下来。
入夜，老友携孙女敲门。小姑娘半个身子躲在爷爷身后，露出的眼神满是戒备。爷爷轻推，她又退回去。僵持十多分钟后，才肯坐到茶几前，手指却拽着衣角不放。
她开口就抛出一句：“竹签子为什么要扎江姐的手指？”声音脆，却带着抖。客房静得只剩挂钟滴答，空气像被瞬间抽空。
沈醉愣了几秒，缓缓道：“那天我在场，动手的并非我。愿不愿意听个完整经过？”小姑娘点头，眼里闪着疑惑与好奇。
镜头回到1948年秋，重庆渣滓洞潮湿阴冷。审讯室里，徐远举对江竹筠连轰十几问无果，恼羞成怒，突然暴喝“剥衣游街”。立在一旁的沈醉蹙眉，用脚轻碰徐的小腿，让他冷静。值得一提的是，那位女共产党员瞬间爆发，质问对方“你母亲不是女性吗”。尖锐的话语刺穿沉闷，几名特务脸色煞白。
徐远举终于改口，用竹签刺指。残忍场景后来被写进《红岩》，而执行者被合并成“严醉”。沈醉对小姑娘说到这里，声音低沉：“我没有阻止，这笔账也记在我身上。”屋里灯光刺眼，小姑娘再看他，恐惧已淡，却多了复杂。
探亲后半段，另一场家事更令沈醉头疼。二女儿沈小熊从台湾赶来，一进门便嫌房小，转而劝父亲留下，多写几篇回忆录给岛内报社换稿费，再移民美国。沈醉摇头：“经历不是商品，沈醉不卖。”一句话堵住了女儿，她拎包离去，走廊里脚步声冷清。
四月，他返京。手枪留下的粗茧磨在笔杆上，《我这三十年》初稿写满旧事；《戴笠其人》更是一边翻档案一边修订，“资料不准，宁可空页”成了硬规矩。朋友打趣他自找苦头，他淡淡回应：“欠的，总得还。”
十年间，多部书在两岸三地再版，书摊挂起“军统内幕第一人”的牌子。读者翻页时，常用铅笔圈出竹签情节，却发现作者已在注释里写清原委：目击、未施刑、未阻止——一字一句，冷静如录口供。
1996年3月18日，北京春寒未退，沈醉在病榻上合上最后一本日记，留下五个字：“身体欠安，停笔。”从军统少将到功德林战犯，再到历史写作者，他的一生布满争议，也留下大量可供检验的文字。至此，关于“竹签”与“严醉”的疑问，再无机会亲口追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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