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2月上旬，皖南黄山迎来第一场冬雪。山道湿滑，巡逻的宪兵踩在厚厚的积雪上，脚底发出嘎吱声响。对他们来说，这并不是一次普通的戒备任务——山上的那座大宅子里，住着昔日名震华北的少帅张学良。
和外头的荒凉比起来，别墅内的壁炉烧得正旺，火光映在张学良脸上，时明时暗。自“西安事变”后，这位风云人物已经被转押多地，雪窦山、庐山、庐江……如今轮到黄山。蒋介石选择段祺瑞的旧产当作临时囚居，看重的正是地势偏僻、便于看管，而且段祺瑞从未入住，房子空置，没有盘根错节的地方势力。
对于房子的来历，张学良只是淡然一笑。真正令他感到压抑的，是近在咫尺而不可逾越的警戒线。黄山风景极好，可他只能远远望着连绵的峰峦。偶尔，他会走出客厅，隔着院墙对着天都峰打量几秒，然后转身回到书桌旁继续翻阅外文小说。侍从说少帅眷恋山水，其实是借景解闷罢了。
12月10日午后，局势骤紧。南京前线连传败报，守军已退至城郊。别墅里的电话却异常安静，像故意被人掐断消息。当天深夜，西南方向突然传来零星枪声，外面的宪兵顿时紧张。守卫长立刻安排照明弹，白光映得松树如同怪影。张学良在窗边看了几眼，没有多问——战局的剧烈摇晃，他早已习惯。
第二天中午，一辆蒙满尘土的吉普车闯过半开的山门。车还没停稳，一个年轻人跳下车，嗓子喊哑：“刘秘书在不在？南京来电！”几名警卫枪口齐举，场面一度僵硬。确认身份后，刘乙光被匆匆带上车，急驶下山。途中，他只担心一件事：如果南京真的丢了，软禁对象该往哪里转移？
歙县县政府的电报室灯火通明，忙成一锅粥。接线员将耳机塞进刘乙光手里，示意另一端已接通。熟悉的奉化口音随即传来，语速不快，但每个字像带着温度计，测试对方的忠诚度。“路上耽搁几日？安全没问题吧？”蒋介石先问平安，随即抛出真正命令：“汉卿以后的一切行动，听戴局长调度。”
这句话意味深长。政战系统由军统掌控，张学良的行踪等于被戴笠收归直接管理。刘乙光应声而答，不敢多说一句。放下电话，他擦了擦额头汗水，才发现袖口已经被汗浸透。
吉普车连夜返回黄山。刘乙光径直走进正房，把情况向张学良复述。少帅微抬眼皮，淡淡反问：“戴笠？他可不会让我闲着。”一句话，半是揶揄半是真知。刘乙光无言，只能苦笑。守在门外的警卫听不清内容，却能感觉空气骤然凝重。
12月13日，南京陷落的噩耗终于穿透封锁。沿着浙赣线溃退的士兵散落各村，山下治安急转直下。当地保甲见势不对，上山请求宪兵协同防范。刘乙光白天刚巡完外围，夜里又接到军统密电：黄山不再安全，转移江西萍乡。时间定在三天后，路线绝密，沿途由军统站点接应。
消息一出，别墅陷入短暂忙乱。需要带走的，仅限衣物、药品与一只铁箱，箱里是张学良的私人文件和胞弟张学铭寄来的书信。于凤至原本舍不得十里溪口的温泉，却也明白此刻再谈舒适就显得格外突兀。她只是让贴身女佣把几件羊绒大衣放进行李，然后安静地陪在丈夫身侧。
12月17日拂晓，山间雾重，车队悄然出发。前车挂着临时军统通行证，后车载着张学良。道路泥泞，车轮不时陷入沟坎。一个下坡处，司机猛打方向盘，差点侧翻。张学良按住颠簸的车门，低声说了句：“慢些，别让后面人担心。”语气温平，却透出几分无奈。
绕过绩溪，进入徽杭古道，车队遇到南下的难民潮。大批扶老携幼的百姓涌向山外，景象惨不忍睹。警卫们原本想加速冲过去，但少帅要求减速，让道。车窗半开，他看着人群，目光复杂。没人知道他心里在想什么，也没人敢问。
下午抵达屯溪，短暂补给。军统联络员送来最新电报，提醒沿途仍有日军侦察小队活动，所有车灯必须罩蓝纸。天黑后再度上路，山野如墨。车队只靠微弱灯光摸索前行，队尾宪兵不时朝林间鸣枪示警。此刻，少帅的处境也与普通难民相差无几——同是被战火裹挟，只是身份不同，命运不同。
次日清晨，江西浮梁出现在山谷尽头。这里有军统秘密站，补给、换车、再出发，几乎不作停留。戴笠的指令简洁，路线分段保密，连护送宪兵也只知前两站。萍乡的矿区坑道，被规划为张学良下一处软禁点。相较黄山的大宅子，那里的湿冷更甚，视野更窄，却离湘赣战区的空军基地更远，算是相对安全。
黄山十日，匆匆一瞬。张学良离开时，没有回望那栋段祺瑞的别墅。大雪遮住了旧政客的石砌围墙，也掩盖了北洋与国民党之间并未断绝的暗线。车队消失在山口，只留下炉灰里半燃的松木，青烟翻卷，没过屋檐。山风一吹，火星四散，再无人收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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