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夏，陕西省革委会上报中央，提到了当年8月份在宝鸡火车站例行检查过程中，查出一个奇怪的旅客。
这名旅客随身携带着900元巨款，引起民兵怀疑。后来经过宝鸡方面确实，此人名叫周铜山，系从苏联非法入境，他自称是因为华人身份，在苏联备受歧视，所以想回到自己从小长大的北京。
客观上来看，周铜山当时所称的确是合情合理，因为中苏关系从六十年代初就恶化，在1969年还爆发了珍宝岛战役，距离周铜山越境回国，也就过了不到五个月。
不过，即便是周铜山所称合情合理，在当时也不能避免怀疑，陕西省革委会为此还专门成立了调查组调查。
此案汇报到北京后，也引起了中央高度关注，包括毛主席、周总理等领导人都对该案做了批示。
当然，谁都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周铜山，后来会牵出一桩大案。
1
1969年8月8日晚9时，宝鸡市根据上级指示精神，在全市一些重点目标开展大规模的清查活动。
在那个特殊年代里，陕西的“武斗”十分严重，连军管组长和宝鸡革委会的军代表都在武斗中丧命，因而上级特意安排了一次清查活动，重点针对非法持有枪支和打砸抢分子。
当时，宝鸡市火车站只是一个二级车站，不过鉴于是铁路重要交通枢纽，因此在革委会、军管会指示下，当地的公安以及民兵很快就扑向了车站，并封锁了车站广场，挨个清查可疑分子。
为了让群众安心，宝鸡市还出动了宣传车配合，所有在广场的老百姓以及车站候车的旅客在听到声音后，都自觉的配合。
一直到当天晚上10时20分，清查结束，一共清出了30多个盲流、乞丐、街痞闲人。
也就是在这三十几人中，有一个人引起公安民兵高度关注，此人大热天里穿着一件穿着一身外套，与周围人的打扮格格不入，随身带着一个暖水瓶，但里面没装水。
根据发现此人的民兵李成永的说法，他是在例行查看车票和身份证件的时候发现的这个人，这个人手里拿着一张8月9日从宝鸡开往太原的火车票，自称是从新疆回来，准备回太原去妹妹。
身份证件上显示，这个年轻人名叫周铜山。
不仅如此，周铜山还携带着一张由“新疆墨玉县火箭第二人民公社管理委员会”开的证明：
“证明我社周铜山因这里气候条件不适合，其身体发生恶化，不能继续工作，准予离职。在我社一切手续都已清楚，现迁移到山西省居住，请当局帮助安家落户参加工作。”
“当局？当局？”
李成永叨咕了两句，他本能的感觉到这张“证明”不对，但他自己又没发现什么问题。
考虑到情况比较特殊，李成永还是叫过来搭档豆中才，把这个叫周铜山的人当成可疑的人拉到了广场指挥车旁边。
在清查结束以后，周铜山与三十多个盲流、乞丐、街痞闲人一起被送到了宝鸡市公安机关军管会院里，等待进一步的甄别。
甄别过程中，军管会政法组的政保组长于润民和王光满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当时正值酷暑，所有人都是汗衫短袖，恨不得把衣服全脱光了，唯独这个周铜山，衬衫外面还套着外套，甚至满头大汗也不脱。
于润民、王光满两人都意识到，这件外套不简单。
王光满上前仔细检查了周铜山的外套，结果从他左上口袋底部边沿，摸到一根约3厘米长的条状硬东西。他要求周铜山脱下外套，发现口袋底部用针线缝着，他用大头针挑开先头，拿出来一看，是一根圆柱玻璃体物件。
“这是什么东西？”
另外，于润民在周铜山的挎包里，还发现了两只直径约1厘米的盛着奇怪液体的黄色玻璃瓶，
有意思的是，面对公安机关盘问，周铜山对这些东西是一问三不知。
隐藏间谍活动经费的暖水瓶
于润民对周铜山随身携带的那个水壶很感兴趣，他拎起来的时候，就觉得一个空水壶的重量不太对，于是拧开了水壶的底座，结果发现，在瓶胆与底座的夹缝间有个纸包，打开一看居然是一叠钞票，都是5元面值，甚至连号码都是连着的，这一叠钞票，就是900元。
加上周铜山随身携带的钱，总计911元。
在六十年代末，900元钱可并不是一个小数目。
面对公安机关的盘问，周铜山也有自己的解释：
“钱是父亲留给我的遗产，藏在暖水瓶下面，是怕丢。”
周铜山虽然一再狡辩，但他是没办法说清楚自己的可疑的地方的。
一方面是他身上穿的衣服都很新，不是一件两件，而是全身上下都是全新的一套行头，在当时这是很不合理的，毕竟一个普通的家庭，全身上下了不起一两件新衣服、裤子，哪怕是个新郎官，也不可能全身上下都换新的。
另外一方面是周铜山行迹可疑，他随身携带的车票可并不像是他所说的那样，就是单纯从新疆回太原看望妹妹那么简单，他从7月29日在乌鲁木齐乘车去兰州，然后从兰州乘车又去了别的地方，短短十天，周铜山跑了郑州、北京、太原、石家庄，最后石家庄到宝鸡，然后他又要从宝鸡到太原。
这么来回跑干什么。
公安机关加大了审讯的力度，终于在第二天晚10时突破了周铜山。
"我原籍北京，住东城区建国门大牌坊胡同70号。生父周华亭病逝后，母亲王淑清1955年再婚，嫁给了一个叫李佐臣的苏联人."
根据周铜山的交代，他是从新疆非法入境的苏联华人，因为在苏联受到了歧视，因此才跑回来，打算回到自己从小生活的北京，因为怕被人当成特务，所以在乌鲁木齐买了假证件。
2
周铜山的交代把公安机关所有人都吓了一跳。
六十年代，中苏关系交恶后，双方几乎就断了往来，特别是1969年还爆发了中苏珍宝岛战役，而仅仅五个月后，周铜山就从边境偷渡过来，不仅在全国各大城市溜达，还去了北京。zhe 严重威胁了党中央的安全。
1969年8月10日，陕西革委会政法组第一副组长伊里在接到消息后，立刻派出三路人马。
一路以政保干部张举明和政法组军代表党乙文为主，两人直奔宝鸡调查嫌疑人，一路奔北京，调查周铜山所说的原籍地的情况，一路到新疆调查周铜山手持证明的情况。
根据新疆反馈回来的消息，周铜山随身携带的户口迁移证，是1962年伊塔事件中塔城县公安局失窃的，已经作废；周铜山随身携带的驾驶证，经查阅乌鲁木齐汽车监理所车辆司机档案，该所从未签发过13266号驾驶证件，也没有一个叫周铜山名字的驾驶员；新疆墨玉县火箭人民公社户口新旧底册登记，也没有叫周铜山的人。
根据北京反馈回来的消息，外调人员周铜山提供的地址去查，查了几十个叫周铜山的，其中一个和被关押的周铜山年龄能对上。
这个北京的“周铜山”后来被北京某街道居委会一位王大妈收留抚养成人，如今在北京王府井饭店做杂工。
根据调查的情况，这位王大妈在北京收养孤儿的义举，被《北京晚报》刊登过，在当地算是一个颇有名气的典故，外调人员后来还在图书馆找到了当年的报纸，并且从上面找到了这位王大妈与儿子周铜山的照片。
二者确实是有相似的地方，但显然不是一个人。
毫无疑问，这个北京的“周铜山”才是真正的周铜山，那么自然在西安看守所关押的就是假的了。
针对周铜山随身携带的钞票，陕西方面专门去了位于北京的中国人民银行总行调查，总行在核实后，又给陕西方面打了电话通报：
“周铜山手上持有的1956年版5元钞票，是前些年中国人民银行供给苏联驻北京商务办事处的。”
显然，周铜山身份并不是表面上那么简单，专案组怀疑他有苏联官方背景。
有鉴于此，陕西方面立刻将此事上报了中央，中央为此还专门批示，要求陕西方面迅速侦破此案。
陕西省革委会政法组立即成立了“6901”专案组，伊里任专案组长，党乙文任副组长，审讯和调查工作同时展开。
专案组找到了周铜山交代的北京的建国门大牌坊胡同70号，这个大院里有几十户人家，但是没有一户人家姓周，但确实有一名女子叫王淑清，他的丈夫是在电车公司上班的王华清，在建国前病故，两人育有五个子女，其中一女早丧。
王华亭病故以后，王淑清带着两个儿子也搬走了，后来情况不明，倒是还有两个女儿在北京。
专案组后来查到，王淑清后来确实改嫁给一个叫李佐臣的苏联人，这个李佐臣是个白俄罗斯人，十月革命期间，随父母流亡到了中国，解放后，源于中苏关系，当时北京需要大批的俄语教师，李佐臣在北京，先后在定福庄燃料工业部职工学校和北京电影学校教过教授俄语。
1955年，李佐臣在同王淑清结婚后不久，全家一起搬去了苏联定居。
综合来看，周铜山交代的情况大部分属实，根据年龄上推算，周铜山应该就是王淑清的二儿子王常玉。
这下周铜山也无法再瞒下去，索性就很痛快的承认：
“我就是王常玉，俄文名字叫彼德，是苏联克格勃派到中国的间谍。”
3
1955年，“周铜山”也就是王常玉在随母亲到苏联定居后，随家人在西伯利亚的阿尔克斯区居住，王常玉和他的哥哥从初中毕业后，在一家建筑公司当了工人。
本来一切都是很美好的。
中苏关系交恶后，苏联急需要一批到中国获取战略情报的特工，在经过一年的观察后，他们选中了王常玉。
王常玉本来是中国人，会说一口流利的中文，后来又在苏联生活多年，并且也随家人改换了苏联国籍，在苏联方面看来，这恰是他们需要的人。
苏联克格勃特别行动局第六处吸收了王常玉为其新成员，内部称呼他为“维静同志”。后来他被派到赤塔苏军总参谋部情报系统的一个秘密培训基地，接受了情报收集、收发报、汽车驾驶、野外生存、绘制地图等各种技能的训练。
不仅如此，王常玉还按照苏联方面的要求，学习了当时我们国内的一些情况，比如他要背毛主席语录等等。
在后来考核中，王常玉各门科目成绩均获得了4分以上的高分，克格勃向他颁发了少尉军衔任命书和二级报务员职称证书。
1969年7月20日，王常玉被苏联方面派回中国执行任务，并于7月23日晚11时抵达阿拉湖以东中苏边境200米的地方，然后沿着阿拉湖流出的额敏河经迈义尔沟进入中国境内。
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虽然苏联方面给王常玉安排的身份看似没问题，但实际上却是漏洞百出，只要稍加盘问就会露馅。
可关键问题在于，当时的中国正处于一个特殊时期，客观上给王常玉潜入提供了便利，他在新疆以及内地各地方住宿，都没有人查问他的证件。
一直到宝鸡火车站，才彻底暴露。
根据王常玉的供述，他在宝鸡火车站是等一个叫安大民的人。
安大民是被王常玉收买的，此人是甘肃平凉人，原来在新疆建设兵团某部任机械维修工，期间因监守自盗而被开除。
一次，安大民在乌鲁木齐的一个小饭馆吃饭，发了几句牢骚，便被王常玉注意到，后来王常玉仅用了300元，就将安大民收买。
之后，王常玉、安大民两人便乘火车在全国各地溜达。
抵达宝鸡以后，安大民提出要先休息再工作，王常玉没有等他，于是就自己离开了，他主要围绕党政机关以及军队机关周围活动，看墙上《布告》内容和一些革命性小报、传单和大字报。安大民则是哪儿人多往哪儿钻。
不出意外两人就出意外了。
之前我们说过，为了全市安全，宝鸡市响应上级号召，在全市范围内展开清查行动，安大民因为随身揣着300元新钱说不清楚来历，派出所就把他按照盗窃罪给拘留了。
王常玉自己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就只能傻乎乎的在宝鸡火车站等。
王常玉暴露后，很快交代了安大民的情况，随后宝鸡地方公安机关把安大民押解到了西安，移交给了专案组。
4
安大民归案后，交代了不少他与王常玉在国内各地的活动情况。
这里面有个细节。
王常玉、安大民到石家庄后，在一个叫东风浴池的澡堂子里落脚，之后王常玉打发安大民出去买信封，结果安大民买回信纸，王常玉又埋怨他“买信封就不知道买信纸”。
两人说话间，王常玉从随身携带的毛主席语录里面撕了两页空白页，要安大民替他执笔写封家信。
王常玉的这封家信，从内容上来看，其实没有什么，主要是告诉他的继父与母亲自己的情况，同时说明自己还没有见到妹妹，不过寄信的地址，王常玉要求安大民写他自己家，而收信的地址，写的是蒙古国的乌兰巴托市297号信箱”，收信人叫“钟理”。
专案组认为，这个“乌兰巴托市297号信箱”是苏联情报机关设在第三国的据点。
王常玉一开始还不肯交代，直至专案组第二次审问，他才交代，这封信内容上虽然是家信，但其实他在信的空白处，用密写的方式，写了一段俄文，向苏联的上级交代自己来中国以后的情况。
这本《毛主席语录》所用的纸张是苏联方面特质的，可以用寻常的硬物写字，平常看不到，只有用紫外线灯才能看到。
据说这项技术当时是苏联独有的，就连美国也不具备。
王常玉交代，他和安大民到北京后，有一次曾支开安大民，自己独自一个人坐公共汽车到月坛北路，找到一根有底座的水泥电线杆。他一只脚踩在水泥底座上，装作系鞋带的样子，用在旅社带来的白粉笔在距地面80厘米位置上，划了一道长度五六厘米的横道，然后在横线上方水泥底座放了一颗小石子。
王常玉这个意思是在向上级表明，自己已经潜入成功，可不可以去北京卧佛寺取“泥石包”。
根据资料记载，这里所谓的“泥石包”是苏联情报机构特制的一种容器，用来装各种工具，在外派的特务成功潜入之前，就预先放在了某个地方，只等潜入成功以后再取，因为王常玉本身不是武装特工，所以他的“泥石包”里面装的应该只有活动经费和联络密码。同时在另外一个地方，还有苏联情报机构发给他的电台。
不过，王常玉并没有来得及取“泥石包”，根据他交代，他的“泥石包”分别安放在北京两个地方，一个是卧佛寺，一个是十三陵。
1969年9月2日，公安部批准由陕西方面派出的专案组起获密码和电台，并派出工作人员协助。
几天之后，专案组根据王常玉的供述，顺利从两个地方拿到了电台以及密码，电台被取回后，经过专家分析，起获的电台是一台便携式远距离快速收发报机，每分钟可发送500组密码；而两本密码分别是专用的卡片式明码本和可变的平战两用密码本。
按照公安部的要求，电台以及密码被送到了西安，由王常玉试用，果然可以正常工作。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即便都走到这个地步，王常玉仍然有所隐瞒。
根据安大民交代，他们在兰州时，曾去过白塔山公园，虽然只是在那里逗留了半个小时。
可意外的是，王常玉在交代自己潜回国内的情况是，却有意无意略过了在兰州的这段情况，特别是白塔山公园，更是提也不提。
专案组后来再提审王常玉，他仍然不肯提这件事，显然是有什么猫腻。
在专案组一再询问下，王常玉这才很不情愿的交代：
“每年4月和9月的第一个星期四下午6点，是我和别的苏联特务接头的时间，地点有两个：一个是兰州的白塔山公园门口，另一个是在太原市邮电局门口。如果没接上头，人在兰州，第二天老时间、老地点再接头；若人在太原，第一天没接上头，那么第二天，还可以在同一时间去太原市橡胶厂门口再接头。”
在专案组去拿“泥石包”期间，专案组按照王常玉的供述，于当年9月在约定时间里，去了白塔山和太原市邮电局以及太原橡胶厂门口接头，但都没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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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取走电台和密码以后，专案组按照王常玉的交代，专门留了记号，按照他们的计划，苏联情报部门只会确定他们收到东西后，才会与他们联系。
1969年9月27日，在甘肃平凉安大民家里收到封信，信的内容是接上次王常玉寄去信的内容。就信本身而言，内容平平无奇，王常玉自己也看不出有什么，但他认为应该是有显微点。
专案组特意请了技术人员，花了几天功夫，终于在信的的倒数第六字“新”字上面发现了不对劲，把这个字用镊子扣开后，里面是一个米粒大小的白色胶膜。
图|用于书写密信的胶膜和读视工具
当时技术人员用了各种放大的办法，也只是能确认，这个胶膜上有密密麻麻的字，但是怎么也看不清。经王常玉交代后，专案组才恍然大悟，原来之前他藏在口袋里的那根玻璃圆柱，是看胶膜上字的工具
这是一封中文写的信：
“一、我准许你可以在离开兰州不远的任何城市或乡村里居住和参加工作，留在你朋友安大民住的城市也行；二、请通知关于你的朋友他是什么人？三、你的家里一切都好；四、祝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至此，王常玉案基本上就已经结束了。
半年以后，苏联克格勃边防工作站在边境开设了“666”主呼电台，对王常玉的代号“777”电台进行24小时定时呼叫联络。
不久之后，王常玉的电台就收到了苏联方面的指示点，暗示他于1970年4月第一个星期四下午6时到兰州白塔山公园接头。
后来苏联方面还专门开通了赤塔CRU总台专频，对王常玉进行盲呼。
根据资料记载，从1970年5月至1972年4月，总台定时呼叫达54次之多。
值得一提的是王常玉的结局。
1969年10月19日，王常玉被移送到北京，关进了秦城监狱。
1978年12月4日，就王常玉的情况，北京市公安局做出决定：
“王常玉已关押了9年，主要问题已基本审查清楚，应迅速做出处理。”
不久之后，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判决：王常玉免于起诉，予以释放，出狱之后，王常玉被安置在劳改农场就业。
根据王常玉案调查的过程，陕西省公安机关把王常玉入境的新疆伊犁以及王常玉书信联系过的蒙古国乌兰巴托列为重点排查地区。
其实，就从王常玉案整个破获的经过看，王本人其实并没有造成大的破坏，而且 他在一开始就被我公安机关掌握。
可从整体上来看，王常玉案是当时我们国家破获的第一个苏联间谍案，对于我们后来破获苏联间谍案有着重大的意义。
这其中最出名的莫过于1974年的李洪枢案，这起周总理亲自关注的案件后来在1977年被改编为电影《熊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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