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清晨，北京协和医院外依旧寒风凛冽。周恩来的讣告刚刚贴出，一封自台北辗转而来的唁电随即送到中南海。落款“宋美龄”。许多人愕然，这位身在海峡彼端的“蒋夫人”缘何如此挂念周总理？知情者却说，电报写给的不只是故人，更是写给周恩来身旁那位相濡以沫的伴侣——邓颖超。
两位女性的名字多次同时出现：一个是以“蒋夫人”身份走遍欧美的外交明星，一个是党内外都尊重的“邓妈妈”。政治阵营壁垒分明，可情谊却如江水暗流。到了一九八四年三月五日，这段缘分竟被一件小礼物重新点亮——一只温润剔透的水晶兔，从纽约漂洋过海抵京，静静躺在锦盒里，成为邓颖超八十华诞那天最受关注的礼物。
这只兔子到底有何来历？答案藏在四十六年前的烽火岁月。时间拨回一九三八年，当时的华中战事吃紧，武汉成为“孤岛”。南京失守后，长江上游涌来大批难民，其中不少孩子在炮火中失去父母。那一年深冬，一条押运三百名孤儿的船在江口被日机击沉，惨叫声与爆炸声混杂。报纸上的黑白照片刺痛无数中国人的神经，也刺痛了宋美龄。
几乎同一时间，留守武汉的《妇女生活》主编沈慈久向社会呼吁：“再不建保育院，下一代就要被战争吞掉！”缺钱、缺粮，更缺号召力；沈慈久旋即找到时任中共武汉办事处负责妇女工作的邓颖超。邓颖超听罢，只一句：“孩子不能等。”她立刻拟名单、邀各界签名，定于一月二十四日在汉口召开筹备大会。
要拿到经费，需要突破国民政府的层层拨款关口；要突破关口，就得请出最有影响力的人。于是，邓颖超把目光投向仍驻守重庆的宋美龄。很多同事担心：“立场差太远，靠得住吗？”她摇头：“救孩子，不分党派。”
二月初，歌乐山脚下，蒙蒙细雨。宋美龄正和几位美籍校友准备登船去第一保育院，途经周公馆时恰逢邓颖超步出大门。两位夫人四目相对，只片刻犹豫，宋美龄主动招手：“一起去看看孩子？”一句邀请，把两条人生轨迹暂时拉到同一条船上。
保育院是祠堂改的，泥地潮湿，木窗缺页。孩子们围上来，齐声高呼“蒋妈妈、邓妈妈”。宋美龄察觉这里远比想象中艰苦；邓颖超则发现，仅凭个人捐助远远不够。当天傍晚，两人在粗茶淡饭中敲定：共同组建“中国战时儿童保育会”，宋美龄出面募款，邓颖超负责战区协调。蒋介石随后同意保育会挂靠国府社会部，表面是支持，其实也便于监视中共人员活动。邓颖超心知肚明，却仍应允——孩子的安危更重要。
之后三年里，保育会先后在宜昌、万县、遵义等地设立分院，救护孤儿逾两万。台儿庄会战期间，曹孟君率队转运儿童，两百余人被炮火冲散，最终仅八人随她抵汉。宋美龄连夜向交通部“要车要船”，才让他们安全过江。深夜里，她抱着浑身是血污的小姑娘，头发被汗水打湿。此情此景，旁人目睹亦难抑唏嘘。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国共矛盾加剧。战争外的战线出现裂痕，两位“妈妈”再难公开并肩，但通信始终没有中断。书信里很少谈政局，更多是询问孤儿教育经费是否短缺，或互致平安。邓颖超转移延安后，宋美龄仍会托熟人带去药品与被服；而延河边的布包里，也常夹着邓颖超手写的《救亡歌》歌词。
一九四九年岁末，蒋介石携宋氏家族赴台，海峡成了新的阻隔。邓颖超进入北京，投身新中国的妇女儿童事业，日夜奔波。书信往返日渐稀疏，却从未中断。偶有邮包漂洋过海，里面或是英语版《儿童心理学》、或是一束叮嘱保重的干花。
一九八四年春，邓颖超在大会堂低调设宴，本想只请老战友喝杯清茶。下午三点，秘书赵炜抱来一个沉甸甸的方盒，说是美国来件。现场鸦雀无声，所有目光落在那层层缎带。丝带拆开，一只掌心大小的无暇水晶兔闪着柔光，底座镌着英文：“For Mrs.Deng—A friend across the sea， 1984.3.5”。还有一行中文：“我与夫人救国之途虽殊，爱国之心则同。”落款“美龄”。
知晓内情的老人们都记得，邓颖超属兔，这在公开资料里极少提及。宋美龄却把这细节珍藏了近半个世纪。席间有人轻声感叹：“记性真好。”邓颖超抚摸着水晶兔，只淡淡说：“她没忘。”一句话，道出两位女性的相知与惦念。
数日后，邓颖超回书：“庐山初识，山城同舟，顷刻五十载。幸友情未渝，念国家大义，更念久别重逢之期。”她特意嘱咐赵炜，将信稿寄往纽约上东区。那年她已八十，宋美龄也八十七，山高水远，重逢几成奢望，可心中那份对民族未来的牵挂依旧炽热。
这只水晶兔，如同一段尘封往事的钥匙，折射出战火中结下的善意与信任。政治风云变幻，人情却未必随波。邓颖超与宋美龄共同搭建的保育网，曾为无数孤儿点燃生机；而跨越海峡的一封封手写信，亦在暗流涌动的年代提醒世人：在民族存亡的关头，有些选择超越了党派，也扛住了岁月的冲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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