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我在省府大院里，当了十八年的副科。
这么多年，眼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往上爬，就我，像个钉子户，死死地钉在原地。
我早就认命了，觉得自己就是办公室里那盆没人管的绿植，不死不活，唯一的价值就是占个地方。
所以，当那张提前退居二线的申请表递到我手上时，我心里甚至有点感激。总算能滚蛋了，不用再熬了。
可就在我签完字，准备亲手给我这窝囊的大半辈子画上句号时，桌上那部红色的内线电话，就是只有领导才会打来的那部，突然尖锐地响了起来。
电话那头是人事处王处长的秘书，口气不容置疑，让我立刻过去。
王处长！那可是决定我们这些小人物命运的“阎王爷”，平时我连跟他打照面的资格都没有。
他找我这个马上要滚蛋的老家伙能有什么事？是嫌我走得太慢，要亲自来补上一脚？
01
夏日的午后，省府大院静得能听见树叶被风拂过的沙沙声，还有就是窗外那棵老梧桐树上，知了声嘶力竭的鸣叫。这叫声像是要把积攒了一整个夏天的力气都用尽，不知疲倦，透着一股子烦闷。
我的办公室在主楼的西侧，阳光照不进来，显得有些阴沉。桌上的那杯龙井，是早上上班时泡的，现在已经过了六七个小时。茶叶吸饱了水，疲惫地沉在杯底，茶汤的颜色浑浊得像一块放久了的琥珀，散发着一股隔夜的涩味。
我盯着这杯茶，忽然觉得，它像极了我自己。
我叫林涛，今年四十五岁。从二十七岁那年考进这个大院，到今天，一晃十八年过去了。十八年，一个孩子都能长大成人，而我，还是办公厅综合四处的一个副主任科员。在别人眼里，这或许是个笑话。可对我来说，这就是生活，一种用时间慢慢熬煮的生活。
人事处那个刚毕业没两年的小伙子，叫小李，把一张表格“啪”地一声放在我桌上时，我正对着电脑屏幕上的一份存档文件发呆。那份文件我至少看过三遍，里面的每一个标点符号我都认识，可它们组合在一起，我却一个字也看不进去。
“老林，这张《提前退居二线人员情况登记表》填一下，就算给你的职业生涯画个句号了。”小李的声音清脆，带着年轻人特有的、不加掩饰的直接。
我“哦”了一声，把目光从屏幕上挪开，落在那张薄薄的纸上。白纸黑字，标题刺眼。“画个句号”，他说得真轻松。我拿起那支跟了我十多年的英雄钢笔，拔开笔帽，笔尖在空中顿了顿，准备落笔。这支笔，曾写下过让领导赞不绝口的讲话稿，也曾起草过关系一方民生的调研报告，但最终，它要用在这张表格上，为我这不咸不淡的十八年写一个潦草的结尾。
那一刻，我心里竟没有太多波澜，反而有一种长跑运动员终于看到终点线时的虚脱和解脱。退了也好，省得在这里占着茅坑不拉屎，惹人白眼。
退了，我就能有大把的时间去城郊那个叫野鸭湖的水库钓鱼，那里的鲫鱼又肥又傻，一钓一个准。我还能把阳台上那几盆伺候得半死不活的兰花好好拾掇拾掇，说不定能开出几朵像样的花来。
就在我的笔尖即将触到纸面的瞬间，小李又探过头来，像是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补了一句：“哦对了，王处长让你弄完去找他一趟，说有事儿。”
我的手猛地一抖，一滴蓝黑色的墨水砸在“姓名”那一栏的后面，迅速晕开，像一块丑陋的胎记。
王处长？
我心里“咯噔”一下。王处长，王建军，人事处的掌门人。他比我晚进大院五年，如今已经是手握实权的正处级干部，前途无量。我们这种边缘部门的边缘人物，一年到头也见不上他几面，更别提被他亲自点名召见了。他找我能有什么事？难道是我这内退申请，出了什么岔子？按理说，我这种级别不高、年龄到杠、又没背景的老同志申请内退，应该是人事处最乐见其成的事，巴不得快点办完，好腾出个编制给新人。
一股莫名的烦躁涌上心头。就像钓鱼时，眼看鱼儿就要上钩，鱼线却突然挂在了水下的乱石上，那种感觉，不上不下，憋屈得很。
桌上的手机“嗡嗡”震动起来，打破了办公室的沉寂。屏幕上跳动着两个字：晓琴。是我老婆。
我叹了口气，划开接听键。
“老林！”晓琴的声音隔着听筒传来，带着一丝压抑不住的火气和焦虑，“儿子报雅-思-班的钱该交了，一万五呢！这还不算后面一对一的费用！你说你那个内退，手续到底办利索了没有？待遇怎么算？你能不能给我个准信儿？”
她一口气说完，我能想象到她在家一边踱步一边打电话的样子。
“还没……在办了。”我含糊地应着。
“还在办？还在办？你都办了快一个月了！林涛我跟你说，隔壁老张家，他老公上个星期刚提了半级，现在是副处调研员了，虽然也是个虚职，可人家老婆现在出门说话腰杆都直了！你再看看你！一辈子就这么个副科到头了，现在连个内退都办不明白！我跟着你，真是倒了八辈子霉！”
电话那头的每一个字，都像一根细长的针，精准地扎在我最敏感的神经上。我刚刚因为“内退”而升起的那么一点点解脱感，瞬间被现实的窘迫和妻子的抱怨击得粉碎。是啊，我解脱了，可这个家呢？儿子的学费，家里的开销，还有晓琴那份被我消磨了近二十年的希望，这些都不是我钓钓鱼、养养花就能解决的。
“我知道了，我再催催。”我疲惫地打断她，不想再听下去。
“催催催！你就知道催！我看你这辈子也就这点出息了！”晓琴说完，“啪”地挂了电话。
听着听筒里的忙音，我捏着手机，手背上青筋暴起。我看着眼前那张表格，那滴墨迹已经干了，像一个凝固的嘲笑。那支曾经让我引以为傲的钢笔，此刻变得无比沉重。这十八年，我不光熬白了自己的鬓角，也熬尽了妻子的耐心和笑脸。
办公室里，唯一有点生气的，就是墙角那盆绿萝。那还是我刚调来时，从老办公室搬过来的，如今藤蔓已经爬满了半面墙，绿油油的，也不需要怎么打理，给点水就能活。有时候我觉得，我就像这盆绿萝，被扔在这个角落里，只要饿不死，就能一直这么半死不活地待着。
快下班的时候，我终于把那张表格填完了。字写得歪歪扭扭，像是刚学写字的小学生。我把它工工整整地放进一个牛皮纸信封里，准备送去人事处。
就在我起身的一刹那，桌上那部红色的内线电话突然尖锐地响了起来。在这安静的办公室里，这声音显得格外突兀。我盯着那部电话，它通常只在传达一些会议通知或者接收文件时才会响起。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拿起了听筒。
“喂，你好。”
“是综合四处的林涛科长吗？”电话那头是一个年轻女人的声音，客气，但带着一种程式化的疏离。是王处长的秘书。
“我是。”我的心跳没来由地快了半拍。
“王处长让你现在过来一趟，他在办公室等你。”她的语气不容置疑，说完就挂了。
我握着听筒，愣在原地。
又来？刚才小李说让我弄完去找他，现在又直接打电话来催。这么急？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信封，心里的那块石头，沉得更厉害了。
我解开衬衫最上面的那颗扣子，感觉有些透不过气。整了整那件穿了多年、领口已经有些发黄的白衬衫，我拿起信封，怀着一种类似犯人走向审判席的忐忑心情，迈步朝那栋象征着权力核心的人事办公楼走去。
02
从我的办公室，到人事处长王建军的办公室，直线距离不过三百米。我穿过一条栽满法国梧桐的林荫道，再绕过一个小花园，就到了。这条路，我走了十八年，闭着眼睛都能摸到路边的每一块砖。可今天，这短短的五分钟路程，我却感觉像是走了一个世纪那么长。
夏末的阳光透过层层叠叠的树叶，在地上洒下斑驳的光影，忽明忽暗，就像我此刻的心情。身边不时有穿着白衬衫、黑西裤的年轻干部夹着文件匆匆走过，他们步伐轻快，眼神明亮，脸上带着一种对未来充满信心的神采。我看着他们，就像看到了十八年前的自己。
那时候，我可不是现在这副模样。
我是名牌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毕业那年，以笔试第一、面试第一的成绩考进了省政府办公厅。那会儿，我真是意气风发，觉得天底下就没有我写不出的文章，没有我干不成的事。我被分到了厅里最核心的部门——综合一处，专门负责给当时的主要领导写材料。
我的才华很快就得到了认可，不过两三年，我就成了处里公认的“第一笔杆子”。那时候，我的直接领导，是综合一处的副处长，叫周延安。他比我大十来岁，是个有魄力、有思想的实干派。他非常欣赏我，经常拍着我的肩膀说：“小林，好好干，你的前途不可限量。”
我当时也确实是憋着一股劲，没日没夜地写。办公室的灯光，总是为我亮到深夜。我觉得自己就像一把刚刚出鞘的利剑，渴望着在最广阔的天地里一试锋芒。
改变我命运的，是十八年前那份关于我省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度调研报告。
那是个大课题，也是个硬骨头。当时，我省正面临着国企改制的阵痛期，大批老国企濒临破产，数以万计的工人面临下岗。周延安亲自带队，领着我一头扎了下去。我们花了整整一个多月的时间，跑遍了省内好几个工业重镇。
我至今还记得那些老厂房里混杂着机油和铁锈的味道，记得那些四五十岁的下岗工人脸上迷茫又无助的表情。他们拉着我的手，一遍遍地问：“小同志，厂子真的要没了吗？我们以后可怎么办啊？”
那些真实的画面和声音，深深地刺痛了我。我把所有的愤懑、同情和思考，都倾注到了笔端。我熬了七个通宵，写出了一份三万多字的报告初稿。
那份报告，没有官话套话，全是实打实的情况和数据。我不仅详细描述了资产流失、工人安置难等尖锐问题，还大胆地提出了一些在当时看来非常“出格”的建议，比如引入民间资本、实行员工持股、追责部分不作为的领导等等。
我把初稿交给周延安时，心里很忐忑。没想到，他看完后，一拍桌子，眼睛放光地对我说：“好！小林，这才是真正‘摸到了实情、说出了实话’的好文章！就是要这么写！”
得到他的肯定，我备受鼓舞，仿佛已经看到了改革的曙光。
可我太天真了。
那份报告，经过周延安的润色和签批，上交之后，却如同一颗深水炸弹，在更高层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领导认为，报告过于尖锐，揭露的问题太多、太敏感，在这个节骨眼上抛出来，会影响稳定大局。据说，在一次内部会议上，有大领导拍了桌子，质问这份报告是谁写的，是不是想搞乱人心。
压力，山一样地压了下来。
后来的事情，我都是零零碎碎听说的。周延安为了保住这份报告的核心观点，在会上据理力争，但他毕竟人微言轻。最终的结果是，为了“顾全大局”，也为了保护当时前途一片光明的周延安，那份报告被大幅度修改，删掉了所有最核心、最尖锐的部分，变成了一份温吞水式的、四平八稳的官方文件。
而我，这个报告的执笔者，则成了一个小小的“牺牲品”。我被贴上了“思想偏激、不顾大局、行文不稳重”的标签。
没过多久，一纸调令下来，我被从核心的综合一处，调到了清闲但毫无前途的综合四处。综合四处，说得好听是负责后勤保障、档案管理，说白了，就是个养老的地方。
当时的办公厅主任亲自找我谈话，话说得非常艺术。他说，年轻人有锐气是好事，但也要学会保护自己，组织上这次的安排，是对我的一种“保护”，让我去那边“避避风头，沉淀一下”。
我当时还傻乎乎地信了，以为这只是暂时的。我以为，等风头过去，等周延安站稳了脚跟，他会把我调回去的。
可我没想到，这一“沉淀”，就是十八年。
周延安后来确实一路高升，副厅、厅长、副市长、市长……直到几年前，他成了这个省的副省长，后来又扶正，成了我们口中的“周省长”。我们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从一开始的还能在楼道里碰见点点头，到后来只能在省台新闻的画面里看到他被人群簇拥的背影。他或许早就忘了，曾经有一个叫林涛的愣头青，为他写过一份要命的报告。
而我，就像一颗被遗忘的棋子，静静地躺在棋盘的角落里，落满了灰尘。最初的几年，我也愤懑过，不平过，甚至匿名写过申诉信，但都石沉大海。慢慢地，心就冷了，锐气也被磨平了。我眼睁睁看着身边一个个同事、甚至是我曾经带过的实习生，一个个地升迁，从我身边走过，成了我的领导。那种被整个世界抛弃的滋味，像一把钝刀子，在接下来的十几年里，日复一日地割着我的心。
我学会了沉默，学会了伪装。我开始研究钓鱼，侍弄花草，把所有的精力都寄托在这些无声无息的东西上。在单位，我成了那个永远不会犯错，也永远不会出彩的“老林”。大家见了我，客气地叫一声“林科长”，转过身，可能就把我忘了。
“林科长，王处长在等您呢。”小花园门口，一个年轻的办事员见我站着发呆，小声提醒了一句。
我猛地回过神来，才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经走到了人事办公楼的楼下。我冲那个年轻人点了点头，深吸了一口气，迈上台阶。
回忆像潮水般退去，现实的楼门就在眼前。我站在王建军的办公室门口，那块刻着“人事处处长”的黄铜牌子，在夕阳的余晖下反射着冰冷的光。
我抬起手，叩响了那扇决定着大院里许多人命运的门。我知道，门后等待我的，将是对我这“熬”了十八年青春的，又一次审视，或者说，宣判。
03
“请进。”
门里传来王建军沉稳的声音。我推开厚重的木门，一股混杂着高级木料和空调冷气的味道扑面而来。
王建军的办公室，比我的那间大了至少三倍。一张硕大的红木办公桌擦得锃亮，能映出人影。桌子后面是一整面墙的书柜，里面摆满了各种精装书籍和文件档案，看上去颇有几分儒将的气派。
他正坐在桌后，摆弄着一套紫砂的功夫茶具。看见我进来，他立刻站起身，脸上堆起热情的笑容，绕过办公桌向我走来。
“哎呀，老林，来来来，快坐！别站着，到我这儿还客气什么。”
他拉着我的胳膊，把我按在待客区的真皮沙发上。这种过度的热情，反而让我心里那根弦绷得更紧了。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我一个无权无势、马上要退居二线的老科员，何德何能让他如此“屈尊纡贵”？
“王处长，您找我。”我拘谨地坐着，只敢坐沙发的半边。
“不急不急，先喝杯茶。”王建军手脚麻利地洗杯、烫盏、冲泡，一套动作行云流水。很快，一杯热气腾腾、香气扑鼻的铁观音就递到了我面前。“尝尝，朋友从安溪带回来的正枞铁观音，外头可喝不着。”
我双手接过那小巧的茶杯，说了声“谢谢”。茶是好茶，但我哪里有心思品。
王建军在我对面的沙发上坐下，没有直接谈我的内退申请，而是像个许久未见的老朋友一样，开始拉家常。
“老林啊，一晃咱们都在这个院里待了快二十年了。时间过得是真快啊。”他呷了一口茶，感叹道，“我记得我刚来那会儿，你已经是厅里的名人了，我们这些新来的，都听过你的大名。”
我干笑了一声，不知该如何接话。
“最近身体怎么样？听说嫂子身体不太好？孩子上大学了吧，在哪儿读呢？”他问得很细，眼神里透着一股恰到好处的“关心”。
但我知道，他说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探路的工兵，小心翼翼地敲打着地面，试探着我的反应和底线。我只能打起十二分的精神，小心翼翼地应付着。
“身体还行，就是老毛病。我爱人也还好，就是更年期，情绪不太稳定。孩子在南边读大学，今年大三了。”我回答得滴水不漏，尽量不透露任何个人情绪。
“哦哦，大三了，快毕业了，是得为将来打算打算了。”他点点头，像是抓到了什么关键点。
茶过三巡，气氛似乎融洽了不少。王建军终于把话锋一转，看似无意地提起了正题。
“老林啊，你在综合四处，也待了快十八年了吧？”他看着我，问道。
“是，十八年零三个月。”我记得比我的结婚纪念日都清楚。
“嗯。”他沉吟了一下，身体微微前倾，“你可是咱们大院里的‘老人’了，是块‘活化石’啊。”
“活化石”这三个字，从他嘴里说出来，像一根软刺，不疼，但扎得我心里发麻。这是在夸我资历老，还是在讽刺我一成不变？
他接着说：“说实话，老林，你这个年纪，这个级别，申请内退，我是完全理解的。人嘛，辛苦了大半辈子，想清闲清闲，陪陪家人，都正常。不过……”
他故意在“不过”这两个字上加重了语气，然后停顿下来，端起茶杯，慢悠悠地吹了吹上面的热气。
我的心一下子悬到了嗓子眼。我知道，这“不过”后面的，才是他真正想说的话。
我强压着内心的波动，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平静：“谢谢组织关心。我主要也是觉得身体跟不上了，精力也不够了，这几年眼神也花了，看文件都费劲。想着别再占着位置，影响处里的工作，还是早点给有能力的年轻人让让路比较好。”
我把姿态放得极低，这是我这十八年来学会的最重要的生存法则——永远不要在当权者面前表露自己的真实想法。
王建军笑了笑，那笑容里透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精明，仿佛已经看穿了我的伪装。
“老林，你太谦虚了。你的能力，我还是清楚的。我可听说了，你当年可是咱们办公厅最有名的才子啊，那笔杆子，周……”
他话说到一半，突然停住了，像是意识到自己说漏了嘴，立刻把话题转了回来，“……咱们厅里现在的好多领导，当年都对你赞不绝口呢。”
他突然提起十八年前的旧事，还差点说出那个名字，让我心头猛地一紧。他到底想干什么？是在敲打我，还是在暗示什么？
我感觉自己的后背已经渗出了一层细密的汗珠。
就在我以为他要揭开那段尘封的伤疤时，他却把话题又收了回去。他站起身，走到自己的办公桌前，拿起了我送来的那个牛皮纸信封，拆开，抽出那张我填得歪歪扭扭的表格。
他把表格在手里掂了掂，眉头微微皱起，然后抬起头对我说：“嗯……你这个申请，我看到了。但是呢，先别急着办手续。”
我的心沉了下去。
“这样吧，”他把表格放回信封，随手压在一叠文件下面，“表先放我这儿。你呢，也别胡思乱想，先回去正常上班，等我消息。有些情况，我还需要再向上面了解一下，再研究研究。”
他的话模棱两可，既没说同意，也没说拒绝。只是说要“了解情况”、“研究研究”。这句官场上的万能用语，比直接拒绝更让我难受。一个副科的内退，需要向“上面”了解什么情况？需要他一个大处长“研究研究”？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带着满脑子的疑云和更深的不安，站起身，向他告辞。
“行，王处长，那我就等您消息。”
“好，别多想，啊。”王建军又恢复了那副热情的笑脸，一直把我送到门口，还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
走出那扇门，我长长地出了一口气，感觉自己像是刚打完一场硬仗，浑身虚脱。门外的阳光已经变成了橘红色，暖暖地照在脸上，我却感到一阵寒意从心底升起。
04
从王建军办公室出来后的那个晚上，我失眠了。
晓琴的埋怨，王建军模棱两可的话，还有那个差点脱口而出的名字，像走马灯一样在我脑子里转个不停。我的内退申请，就像那张被压在文件堆下的表格，被卡住了，悬在半空中，上不去也下不来。
接下来的日子，对我成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煎熬。
去单位上班，成了一件极其尴尬的事。我不再是那个准备潇洒离开的“准退休人员”，也不是一个安心工作的在职员工。我的身份变得模糊而可笑。处里的同事们看我的眼神，似乎也变得有些异样。那种客气中，好像多了一丝探究和同情。我甚至能感觉到，在我转身去接水的时候，他们会聚在一起，压低声音议论着什么。
“听说了吗？老林的内退被卡了。”
“不能吧？他一个副科，又没碍着谁的事，卡他干嘛？”
“谁知道呢，人事处那边的事，邪门着呢。”
这些想象出来的对话，像无数只小虫子，在我心里爬来爬去，让我坐立难安。我开始变得敏感多疑，连别人无意中的一个眼神，都能让我琢磨半天。那个刚来的小李，现在见了我，态度比以前客气了不少，主动帮我打开水，还“林科长、林科长”地叫得特亲切。可他越是这样，我心里越是发毛。
这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很快就被晓琴察觉到了。
一个星期后的晚饭桌上，我没什么胃口，扒拉着碗里的米饭，一言不发。晓琴终于忍不住了，她把筷子“啪”地一声拍在桌子上。
“林涛，你这几天到底怎么了？整天魂不守舍的！你跟我说实话，你的内退到底办得怎么样了？”
我抬起头，看着她那张因焦虑和操劳而显得比同龄人憔悴的脸，心里一阵发堵。我能怎么说？说人事处长对我“格外关心”？说我的事可能跟十八年前的旧人旧事有关？这些话说出来，除了让她跟着我一起胡思乱想、空欢喜一场，又有什么用？
“还在……还在走流程。”我只能用这句我自己都不信的话来搪塞她。
“走流程？走什么流程？一个破副科的内退能有什么登天的复杂流程？”晓琴的火气像被点燃的煤气灶，一下子就蹿了起来，“林涛，你今天必须跟我说实话！是不是你根本就不想退？你是不是还惦记着你那个早就没影儿的‘前途’？你是不是觉得现在退了不甘心？”
她的话，像一把尖刀，精准地捅进了我心里最隐秘的角落。
积压了十八年的委屈、失望和不甘，在这一刻，被她毫不留情地撕开，暴露在空气里。我的脸上火辣辣的，一股屈辱和愤怒的血气直冲头顶。
“你懂什么！”我猛地站起来，也把筷子摔在了桌上，“我的事不用你管！你以为我想这样吗？你以为我这十八年就好过吗？”
“我不管谁管？这个家是我一个人的吗？儿子上学不要钱？房贷不要还？林涛，我真是瞎了眼才会跟你过一辈子！”晓琴也站了起来，眼圈红了，声音开始发颤。
“够了！”我不想再听下去，也不想再看到她那张失望的脸。我抓起沙发上的外套，摔门而出。
“砰”的一声巨响，把我们之间所有的温情和忍耐都关在了门外。
我在小区的花园里找了个长椅坐下，一坐就是半夜。秋天的夜风已经有了凉意，吹在脸上，比冬天的雪还冷。我点燃一支烟，看着烟头在黑暗中忽明忽明，就像我那点可怜的希望。
晓琴的话，虽然难听，但却骂醒了我。
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我不能再像过去十八年那样，被动地等待，被动地接受命运的安排。我得为自己，也得为这个家，做点什么。
一丝早已被我亲手掐灭的火苗，在我冰冷的心底，悄悄地重新燃了起来。我开始疯狂地去想，王建军那天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他为什么要“偶然”提起我？为什么要“再了解一下情况”？为什么会差点说出“周”那个字？
一个我过去十八年里刻意回避，甚至不敢去想的念头，开始在我脑海里疯狂盘旋——周延安，现在的周省长，他……是不是还记得我？是不是他知道了我要内退，所以……
这个念头，既让我浑身燥热，激动得发抖，又让我感到一阵后怕。我算什么东西？一个被遗忘在角落里十八年的小人物，人家日理万机，怎么可能还会记得我？我一定是疯了，被现实逼疯了，开始做这种不切实际的白日梦。
可万一呢？万一那份报告，他还留着呢？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个精神分裂症患者，在希望和绝望之间来回摇摆。白天，我觉得自己可笑至极，都这把年纪了，还做什么官场逆袭的春秋大梦。到了晚上，那种不甘心又会像野草一样疯长。
又一个星期过去了，王建军那边依然杳无音信。那点刚刚燃起的希望之火，被这无情的沉默浇得只剩下一缕青烟。
我彻底绝望了。我决定放弃所有不切实际的幻想。
我对自己说，林涛，认命吧。你的命，就是一杯泡了又泡的隔夜茶，早就没味儿了。
我打定主意，第二天就去找王建军，不管他什么态度，什么条件，我必须把内退手续给我办了！哪怕待遇上吃点亏，我也认了！我不能再让晓琴和这个家，跟着我一起悬在半空中。我需要一个结果，任何结果都行，只要能结束这该死的等待。
第二天上午，我特意换了件干净的衬衫，对着镜子刮干净了胡子，想让自己看起来精神一点，也决绝一点。我准备去人事处，做个了断。
就在我整理好情绪，深吸一口气，手搭在门把上准备出门的那一刻，桌上那部红色的内线电话，再一次尖锐地响彻了整个办公室。
我的心，猛地一跳。
我盯着那部电话，它像一个掌握着我命运的判官。我颤抖着手，拿起了听筒。
还是那个熟悉的女声，王处长的秘书。
“林科长，王处长请你现在马上过来一趟。”
这一次，她的语气里，没有了上次的程式化，反而多了一丝我分辨不出的、急促和郑重。
我的心，再一次被狠狠地提到了嗓子眼。
05
我感觉自己的双脚像是踩在棉花上，深一脚浅一脚地再次走向那栋熟悉又陌生的人事办公楼。短短十几天，我已经是第三次踏上这条路了，每一次的心情，都比上一次更沉重，更复杂。
我没有直接去王建军的办公室，而是先去了趟洗手间。我拧开水龙头，用冰冷的自来水狠狠地拍了拍脸，试图让自己混乱的大脑冷静下来。镜子里，是一张憔悴的中年男人的脸，眼窝深陷，布满血丝，两鬓的白发在灯光下格外刺眼。我看着镜中的自己，苦笑了一下。林涛啊林涛，你还在期待什么呢？
整理好仪容，我来到王建军的办公室门口，轻轻敲了敲门。
“进来。”
我推门而入。
这一次的氛围，与上次截然不同。王建军没有在他的红木办公桌后，也没有在摆弄他的功夫茶具。他穿着一身笔挺的深色西装，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背着手，沉默地看着窗外大院里的车水马龙。他的背影，显得异常严肃。
我进来后，他的秘书紧跟着我，然后悄无声息地退了出去，并轻轻地从外面带上了门。
“咔哒”一声轻响，像是隔绝了两个世界。
这间宽敞的办公室里，只剩下我和他两个人。这种密闭的、郑重的气氛，让我的心跳不由自主地漏了半拍，紧接着便如擂鼓般狂跳起来。我甚至能听到自己血液冲上耳膜的“嗡嗡”声。
我不知道他要宣布的是什么。是我的内退申请因为某种原因被彻底驳回？还是有什么更坏的消息在等着我？比如，让我提前退休，但待遇要大打折扣？
“王……王处长。”我站在房间中央，小心翼翼地叫了他一声，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磨过。
王建军缓缓地转过身来。他的脸上没有了上次那种热情的笑容，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混杂着审视、感慨甚至是一丝同情的复杂神情。
他没有说话，只是用眼神示意我坐到待客区的沙发上。
他自己也坐回到办公桌后的那张大班椅上，双手十指交叉，放在桌面上，锐利的目光直直地盯着我，沉默了足足有半分钟。
这半分钟，比一个世纪还要漫长。我感觉自己像一个赤身裸体的人，被他那双眼睛从里到外看了个通透。办公室里的中央空调明明开得很足，我的额头上却冒出了一层黏腻的汗珠。
他到底想干什么？这种心理上的压迫，几乎让我崩溃。
终于，他开口了。声音低沉，而有力。
“老林，今天找你来，是受人之托。”
我心里猛地一凛。
“受人之托”？在这座大院里，谁会“托”他一个手握重权的人事处长，来找我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小科员？
我的大脑飞速运转，却找不到任何头绪。
王建军似乎很满意我的反应，他看着我茫然又紧张的表情，继续不紧不慢地往下说：“前几天，我去给省长汇报工作……”
“省长”这两个字，像一道惊雷，在我耳边炸响。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瞬间一片空白。
周省长……周延安……
我做梦都想不到，我那点可笑的、不敢告人的猜测，竟然成了现实。这件事，竟然真的和他扯上了关系。十八年了，他真的还记得我。
王建军端起桌上的保温杯，喝了一口水，似乎是在给我留下消化的时间。他放下杯子，发出一声轻微的碰撞声，在这寂静的办公室里，显得格外清晰。
“汇报完工作，省长留我多坐了一会儿，闲聊了几句。”王建军的叙述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他问起咱们厅里的一些老同志的情况，我就……偶然提到了你。”
“偶然”？
我死死地盯着他。我不是十八年前那个天真的愣头青了。
我知道，在这座大院里，尤其是在省长面前，绝对不存在任何“偶然”。他这么说，只是在撇清他自己。是他，主动在省长面前，提起了我的名字。至于为什么，我不知道。
我的呼吸几乎停止了，我能清晰地听到自己擂鼓般的心跳声，一下，又一下，重重地敲击着我的胸腔。我看着王建军，像一个等待法官宣判的囚犯，等待着他最终的那句话。
王建军的身体微微向前倾，越过宽大的办公桌，凑近了一些。
他刻意压低了声音，那声音里带着一种前所未有的郑重和严肃，一字一句地，仿佛每一个字都重若千钧：“书记那边，有句话让我务必转告你。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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