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秋，一组海洋气象员在东海例行巡航时，给总部回传了一句半开玩笑的话：“那座岛褪色了。”当时谁也没把这话放在心上，毕竟雷达屏幕上只是多出了一块浅色斑。但四十多年过去，这句随口之言被证明并非错觉，而是钓鱼岛生态正被一种意想不到的力量啃噬——山羊。
卫星影像显示，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岛上裸露岩面大约只占十分之一；到千禧年前后，这一比例骤增至近三成。短短二十年，深绿色被灰褐色大面积取代，水蚀沟和塌陷带肉眼可见。分析人员起初怀疑是台风侵蚀或海浪冲刷，但风化线并不匹配，自然过程无法解释如此集中且剧烈的植被消失。
问题最后指向一种过度繁殖的草食动物。1991年，一艘研究渔场资源的拖网船顺带做目视统计，仅在南坡就数出三百多只黑白夹杂的山羊。彼时岛上并无淡水溪流，野生哺乳动物本该难以立足，这批山羊的存在显得格外突兀。
线索很快浮现。在日本媒体保留的旧录像里，有关“青年会”1978年登岛“野营”的报道一闪而过，画面中两只体型不大的山羊被拖下登陆艇，相机镜头甚至给了特写。成员后来在访谈中坦言，他们原本打算把山羊当后备食物，离岛时因“太可爱”而放生，还自鸣得意地称作“人与自然和平共处的见证”。
缺乏天敌、气候温暖、灌木丛密集，三大条件合力，将最初那对山羊推上了“拓荒者”的位置。生物学家测算，山羊年繁殖率可达1.8倍，再加上近亲交配对数量的额外放大效应，四十年扩张至数千只并不稀奇。岛上有限的草本和灌木很快被剃成平头，根系失去保护，浅层土壤在季风和暴雨里迅速流失，原本拱卫植被的石灰岩被日晒和盐雾裂解，再遇地震或台风，引发小型滑坡也就不难理解。
“那不是岩石，是羊群。”2020年，一位台湾渔民在回港的录影里这样低声提醒同伴。镜头拉近，可见陡坡上密密麻麻的白点在晃动，规模令人咋舌。等同级别的动物密度若出现在青藏高原，草场一年内就会退化，而钓鱼岛只有3.8平方公里，几乎没有缓冲余地。
更棘手的是，山羊改变的不只是地表。粪便大量堆积，短期看能增加氮磷，长期却导致酸碱度失衡，原生灌木种子难以萌发。昆虫、爬行类失去栖息地后又被二次挤压，岛上生态网被整体拉长、拉细，最终趋于断裂。一点小火星，甚至可能让干草层铺就的山坡瞬间成灰。
日本官方面对质询时，最初避而不答，后来以“缺乏系统调查”为由推脱。直到学者持打点数据与野外影像发表论文，才不得不正面承认放生山羊是“人类活动造成的典型入侵物种危机”。然而，仅凭捕猎队一年清除不到百只的效率，距离降低种群规模仍遥遥无期。
值得一提的是，国际惯例对无居民岛的生物管理有明确路径：先限定种源，再设隔离带，最后用无人机或围捕方式逐步削减数量。钓鱼岛山羊问题因此也被不少环境法学者视作检验各方治理能力的试金石。若任由其蔓延，岛体边坡稳定性下降，就算无人居住，也会加速海洋侵蚀，进一步威胁附近航道安全。
山羊繁衍背后，折射的是登岛活动对生态边界的无视。一个“野营”留下的隐患在四十年后扩大成区域性环境议题，这样的代价无论对哪方都太高。试想一下，同样面积的黄岩岛若被放生兔子，再加上其自身脆弱的珊瑚礁土层，后果恐怕也不会轻。钓鱼岛的教训提醒人们，海岛生态失衡往往一旦开始，就极难回头。
当前，中国科研团队已通过遥感和船基观测对山羊分布进行绘制，为后续治理提供了基础坐标。有报道称，若能在两个繁殖季内把种群削减到两百只以下，植被自我修复将出现拐点，崩塌概率亦可同步下降。然而具体操作还涉及诸多技术和法律细节，对峙局面让任何跨岛行动都不简单。
话题至此，人为过度介入与生态脆弱性的矛盾暴露无遗。钓鱼岛山羊数量的爆炸性增长，不仅是一场生物学意义上的外来物种入侵，更是一面映照东海治理复杂性的镜子。若想走出困局，数字监测、法律协商、科学移除，三管齐下恐怕缺一不可。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