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部分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请知悉
我叫陈风，是一个在边境躲了八年的倒霉蛋。
一年前，我还是个开公司的“陈总”，做着发财梦，结果转头就被拜把子兄弟和放高利贷的大哥联手做局，一夜之间从天堂掉进地狱，背着几辈子都还不清的债，像条狗一样逃了。
我躲进南溪镇，那个鸟不拉屎的鬼地方，准备烂命一条混到死。没想到，老天爷又给我开了个天大的玩笑——让我遇见了阿梅。
她是个开米粉店的，瘦瘦弱弱，却能让镇上的流氓混混都敬她三分。我们俩，一个逃犯，一个谜一样的女人，就这么稀里糊涂地搭伙过了七年。
那七年，是我这辈子最踏实的日子。可就在我掏出戒指，想跟她过一辈子时，她却消失了。
三年后我回到城里，在一场我这辈子都挤不进去的豪华宴会上，我又看见了她。
她穿着一身亮瞎眼的礼服，像个女王，身边站着的男人更是牛逼得不行。
她看着我，眼神比西伯利亚的寒流还冷，仿佛我们只是两颗不相干的尘埃。
那一刻我彻底懵了，我到底睡了个什么女人？
01
时隔十一年，我，陈风，又一次站在了这座生我养我的城市街头。
空气里有种熟悉的、夏末初秋的燥热，可闻到鼻子里的一切，又都透着股子陌生。头顶上，无声滑行的电车像条巨大的金属鲶鱼，街边人手一个的手机薄得像块玻璃片儿，屏幕亮得晃眼。我穿着一身刚在劳务市场旁边花二百块买的西装，脚上那双皮鞋还有点挤脚，站在这片钢筋水泥的丛林里，活像个刚从山里跑出来的土包子，和周围的一切都格格-不入。
我不是回来旅游的，也不是来忆苦思甜的。我是回来讨个说法的。为我那被偷走的十年青春，为我那家散了伙的公司，也为那个在边境小镇陪了我七年，又在我生命里消失了三年的女人。
这一切，都得从十一年前那个要了我的命的电话说起。
那年我二十八，年轻，气盛，天不怕地不怕。我和我最好的兄弟，从小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张伟，合伙开了家小建筑公司，叫“宏远建筑”。那几年行情好，我们俩一个懂技术，一个会拉关系，公司做得风生水起，我一度以为，凭着我们的努力和兄弟情义，用不了几年就能在这座城市里混出个人样来。
那年我们接了个大活儿，是一个叫“老K”的江湖大佬的私活儿，在郊区盖一栋度假村。这活儿要是干成了，我们公司就能鲤鱼跳龙门，彻底上一个台阶。
为了这个项目，我跟张伟把这几年赚的钱全砸了进去，甚至还以公司的名义，从老K那儿借了一笔利滚利的高利贷当周转金。担保人上，签的是我的名字。
我当时一门心思扑在工地上，觉得未来一片光明。可就在项目干到一半的时候，天塌了。
监理方毫无征兆地突击检查，查出我们用的钢筋有严重的质量问题，一旦建成就是个豆腐渣工程。项目立刻被叫停，所有投资打了水漂。我当时就懵了，采购材料这块一直是张伟在负责，我完全不知情。我发疯似的给张伟打电话，手机里传来的却是冰冷的关机提示音。
我冲回公司，发现公司里里外外被砸得稀巴烂，账上最后那点流动资金也不翼而飞。我这才像个傻子一样反应过来，我被坑了。那份要命的采购合同，负责人签字是我；跟老K借高利贷的担保合同，法人签字也是我。张伟，我当亲哥们待了二十多年的人，他拿着老K的钱，卷着公司的款，人间蒸发了。
老K找不到张伟，所有的怒火和债务，自然就全算在了我头上。
那天深夜，我正躲在出租屋里，像只没头的苍蝇一样想着怎么翻盘，楼下传来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和叫骂声。“姓陈的！给老子滚出来！”是老K手下那几个马仔的声音。我吓得魂飞魄散，想都没想，直接拉开二楼卧室的窗户，一闭眼就跳了下去。
脚踝传来一阵钻心的疼，但我顾不上了，连滚带爬地冲进黑夜里，玩命地跑。身后是砸门声和越来越近的咒骂。那一晚，我成了个亡命之徒。身上只有几千块现金，一张身份证，和一个再也不敢开机的手机。我知道，这座城市，乃至这个省，我都没法待了。我必须消失，从所有人的世界里彻底消失。
我一路向南，坐黑车，扒拉煤的货运火车，风餐露宿，像条丧家之犬。半个月后，我来到了一个在地图上都得用放大镜找的边境小镇，南溪镇。
南溪镇这地方，怎么说呢，就是个三不管地带。一边靠着山，一边挨着界河，空气里永远飘着一股尘土、劣质烟草、汗臭和各种听不懂的方言混合在一起的味道。镇上的人也是五花八门，有做正经生意的本地人，更多的，是像我这样“有故事”的外来人。走私的，躲债的，犯了事跑路的，都愿意往这儿扎。因为这里乱，乱的地方才好藏身。
刚到那会儿，我像只惊弓之鸟，每天把帽檐压得低低的，生怕跟人对上眼神。身上那点钱很快就在最便宜的小旅馆里耗光了。为了活下去，我开始去界河边的码头打黑工，扛麻袋，搬木头，什么脏活累活都干，一天下来累得骨头散架，就为了换那几十块钱和一顿饱饭。
就在我以为自己会像条野狗一样，烂死在这个边境小镇的时候，我遇见了阿梅。
镇子中心有家不起眼的小店，招牌上用红漆写着三个字：阿梅米粉。老板娘就是阿梅。我第一次见她，她正低着头，利索地从滚烫的锅里捞出一把米粉，甩干，放进碗里，再浇上一大勺骨头汤。她看起来二十五六岁的样子，话不多，脸上也没什么表情，长得不算多漂亮，就是那种扔人堆里找不着的普通长相，但一双眼睛很静，身上也收拾得干干净净，跟这个乌烟瘴气的小镇有点格格不入。
我成了她店里的常客，原因很简单，她家的米粉是全镇最便宜的，五块钱一大碗，分量还特别足，对我这种干体力活的人来说，是天大的恩赐。我每次去，都挑个最角落的位置，埋着头呼啦呼啦地吃完就走，我们之间从没说过一句话。
真正的交集，发生在我到南溪镇的第二个月。那天下午，我因为长时间的营养不良和高强度劳动，再加上中了点暑，在码头扛一包水泥的时候眼前一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等我再醒过来，发现自己躺在一张吱吱呀呀的竹床上，身上盖着条薄薄的毯子。这里是米粉店后面的小隔间，一股淡淡的骨头汤香味飘了进来。
阿梅端着一碗红糖水走进来，见我醒了，也没多问，只是把碗递给我，用不标准的普通话说：“喝了，暖暖身子。”
我挣扎着坐起来，一口气把那碗滚烫的红糖水喝完，一股暖流从胃里散开，身上有了点力气。我下意识地伸手去摸口袋，想把饭钱和糖水钱给她。可我口袋里空空如也，估计是晕倒的时候被谁顺走了。我脸上一下就烧了起来，窘迫得不知道该说什么。
她好像看出了我的尴尬，淡淡地说了一句：“不碍事，你再休息一下就好了。”然后就转身出去忙活了，留下我一个人愣在床上，心里五味杂陈。
从那以后，我跟她才算真正认识了。我没钱付饭钱，心里过意不去，就在她店里帮着干点杂活抵债，洗碗，扫地，劈柴。她也没拒绝。
变故发生在几天之后。那天晚上，我在码头领了工钱，一百二十块，是我三天的血汗钱。刚揣进兜里，就被镇上几个有名的地头蛇给堵在了巷子里。领头的叫“刀疤脸”，人如其名，左边脸颊上一道狰狞的刀疤，是这一带有名的滚刀肉。
“小子，新来的吧？懂不懂规矩？”刀疤脸吐了口唾沫，带着几个小混混把我围在中间，眼神不怀好意地盯着我的口袋。
我心里一沉，知道这顿打是躲不过了。我攥紧了拳头，后背紧紧贴着冰凉的墙壁。我不能给钱，这是我接下来几天的饭钱。
“怎么着？还想跟哥哥们练练？”一个黄毛混混推了我一把。
我咬着牙，正准备豁出去跟他们拼了，巷子口突然传来一个平静的声音。
“强哥，这么晚了还没吃饭？我刚下了碗粉，过来尝尝？”
我扭头一看，竟然是阿梅。她手里端着一个大碗，碗里是热气腾腾的米粉，上面卧着一个金黄的煎蛋，还撒了把葱花。她就那么平静地站在巷口，昏黄的路灯光线勾勒出她的身影，脸上看不出一点害怕。
那个之前还凶神恶煞的刀疤脸，在看到阿梅的一瞬间，脸上的横肉竟然抽动了一下，表情明显缓和了下来。他迟疑了一下，走上前，从阿梅手里接过了那碗粉。
阿梅用我听不太懂的本地话，不咸不淡地跟他说了几句。她的语速很慢，语气也很平，像是在拉家常。刀疤脸一边听，一边拿着筷子挑起米粉，吸溜了一口，然后点了点头。接着，他冲身后那几个混混摆了摆手，那帮人立刻就散了。
临走前，刀疤脸端着那碗米粉，回头极其复杂地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有警告，有疑惑，甚至还有一丝……忌惮？
我彻底看傻了。我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这帮刚才还想抢我钱的恶霸，被一碗米粉就给打发走了。巷子里只剩下我和阿梅。她走过来，什么都没问，只是捡起我掉在地上的帽子，拍了拍上面的土，递给我，然后就转身去收拾那个空碗了，仿佛刚才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
我站在原地，后背的冷汗还没干透。我看着她的背影，心里翻江倒海。一个开米粉店的弱女子，为什么能让本地的地头蛇都给她几分薄面？她到底是谁？这个念头第一次，像一颗钉子，狠狠地扎进了我的心里。
那次之后，我就顺理成章地在她的店里住了下来。说是住，其实就是睡在那个堆放杂物的小隔间里，那张我醒过来的竹床，就成了我的窝。白天，她在前面煮粉，我就在后面洗堆成山的碗，劈柴，去市场买菜，修修补补店里漏水漏风的地方。晚上小店打烊，我们俩就在那张油腻的小方桌上一起吃饭。她话依然很少，但总会多做一个我爱吃的菜。
我们之间形成了一种无言的默契。我从不问她的过去，她也从不问我为什么会沦落至此。在这个小镇上，每个人都有不想被揭开的伤疤，我们俩就像两只受了伤的野兽，在同一个洞穴里舔舐伤口，用彼此的体温小心翼翼地相互取暖。
这样的日子，安稳得让我几乎忘了自己是个逃犯。对老K的恐惧，对张伟的憎恨，在日复一日的米粉香气里，好像被慢慢磨平了。
可就在我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可以永远躲下去的壳时，阿梅又一次，用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将我所有的安全感击得粉碎。
那是我们住在一起大概半年后的一个深夜。我做了个噩梦，梦里全是老K那张狰狞的脸，和他手下那些马仔明晃晃的砍刀。我大喊着从梦中惊醒，一身冷汗，心脏狂跳不止。黑暗中，我喘着粗气，嘴里还在无意识地念叨着梦里的场景，念叨着我那家毁了的公司。
“宏远建筑……宏远建筑……”
我念叨得很轻，几乎是气音。
就在这时，睡在外间木板床上的阿梅，突然在黑暗中问了一句。她的声音也很轻，却像一道闪电，瞬间劈在了我的天灵盖上。
她问：“宏远建筑？是那个……给柯老板盖楼的公司吗？”
我浑身的血液在那一刻仿佛都凝固了。
柯老板！就是老K的大名——柯振雄！道上的人都叫他老K，只有跟他走得特别近的，或者是有生意往来的人，才会称呼他“柯老板”。这件事，别说在千里之外的南溪镇，就算是在我们那个城市，也只有圈内人才知道。
她一个偏远小镇的米粉店老板娘，怎么会知道？她怎么会知道“柯老板”？又怎么会把这个名字和我随口念叨出的“宏远建筑”联系在一起？
我当时吓得一个字都不敢说，全身的肌肉都绷紧了，大脑飞速运转。是巧合吗？不可能有这么巧合的事！难道她是老K派来的人？这个念头一冒出来，我就感觉自己从头凉到了脚。可不对啊，如果她是老K的人，她有无数次机会可以对我下手，为什么还要救我，收留我？
黑暗中，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她在等我的回答。
我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用一种带着睡意的、含糊不清的语气说：“什么……什么老板？我睡糊涂了，瞎说的。”
我撒了谎。
黑暗里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已经睡着了。然后，我听到她轻轻地“哦”了一声，翻了个身，再也没有说话。
可那一晚，我却睁着眼睛，一直到天亮。我看着窗外一点点泛白，心里那颗关于她身份的钉子，又被狠狠地往里砸深了一寸。这个睡在我隔壁，每天给我做饭的女人，她身上藏着的秘密，可能比我正在躲避的麻烦，还要深不见底。
02
自打那个晚上之后，我对阿梅多了十二万分的小心。我开始偷偷观察她，注意她的一举一动，想从蛛丝马迹里找出她到底是谁。可她就像一碗清汤，表面上什么都看得见，底下却什么都捞不着。她每天的生活就是煮粉、洗碗、算账，简单得像一张白纸。
我心里的那份警惕，就在这日复一复的平淡里，被慢慢地磨钝了。说到底，我不敢去深究。我怕万一真问出了什么，我连南溪镇这个最后的容身之所都会失去。我宁愿当个糊涂蛋，守着这份来之不易的安稳。
我们的“家”，就是米粉店后面那个用木板隔出来的，不到十平米的小房间。白天，她系着围裙在前面灶台忙活，我就在后院的水井边洗那永远也洗不完的碗。汗水顺着我的额头往下淌，有时候迷了眼睛，我就会停下来，用胳膊蹭一下，然后抬头看看店门口她忙碌的背影。那背影瘦瘦小小的，却撑起了这家店，也撑起了我摇摇欲坠的生活。
晚上九点，送走最后一个客人，我们一起把沉重的木板门栓上。整个世界仿佛就只剩下我们俩。她会从锅里捞出白天剩下的一点骨头和肉，给我下碗面，再炒个青菜。我们就坐在那张被油污浸透的小方桌两端，借着一盏十五瓦的昏黄灯泡，安静地吃饭。
她厨艺很好，总能用最便宜的食材做出让人心里发暖的饭菜。我吃得多，她就总是把碗里的肉都夹给我，自己只吃点青菜。我让她吃，她就摇摇头，说：“你干活累，多吃点。”
我因为心里压着事，又看不到未来，脾气变得很暴躁。有时候会因为一点小事就发火，或者一个人跑到镇口的小卖部买瓶劣质白酒，把自己灌得烂醉。
每次我喝多了，吐得一塌糊涂，或者躺在地上说胡话，都是阿梅默默地把我扶到床上，给我擦脸，收拾残局，再给我端来一碗热乎乎的醒酒汤。她从不骂我，也从不劝我，只是在我第二天头痛欲裂地醒来时，对我说一句：“粥在锅里，趁热喝。”
这种无言的包容，比任何话语都更有力量。慢慢地，我的酒喝得少了，脾气也收敛了。我知道，在这个世界上，可能只有她还会把我当个人看。
我们之间那层最后的窗户纸，是在一个下着暴雨的冬夜被捅破的。
南溪镇的电线老旧，一到刮风下雨天就停电。那天晚上，暴雨像从天上往下倒水一样，整个镇子都陷入了一片黑暗和死寂。我们早早关了店门，在隔间里点了一根红色的蜡烛。
烛光摇曳，把我们俩的影子长长地投在墙上。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铁皮屋顶上，声音大得吓人。我们俩谁都没说话，只是听着雨声。我看着烛光下她的侧脸，她的睫毛很长，在脸颊上投下一小片阴影，眼神里带着一丝平日里没有的柔弱。
那一刻，我心里那根紧绷了快一年的弦，突然就断了。逃亡的恐惧、被背叛的愤怒、对未来的迷茫，在那一刻都消失了。我只想抓住眼前这点实在的温暖。
我伸出手，轻轻握住了她放在桌上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指关节因为常年泡在水里有些浮肿，但很温暖。
她浑身颤了一下，想把手抽回去，但迟疑了一下，最终没有动。
我借着酒劲，也借着那晚昏暗的烛光，哑着嗓子说：“阿梅，别赶我走，行吗？”
她抬起头，在摇曳的烛光里看着我。她的眼睛很亮，亮得像两颗星星。我从那双眼睛里，看到了和我一样的孤独，和一丝我不敢确定的情愫。
她没有回答我，只是反手，轻轻地握住了我的手。
那个晚上，我从我的竹床上，搬到了她的木板床上。床很小，我们必须紧紧地挨着才能躺下。没有干柴烈火的激情，更多的是两个在寒夜里迷失的旅人，终于找到了一个可以相互取暖的同伴。我抱着她，闻着她身上淡淡的皂角香味，感觉自己那颗漂泊了一年的心，终于落了地。
从那以后，我们成了镇上人眼里事实上的夫妻。我不再把自己当成一个打杂的，而是这家店的男主人。我用我过去干建筑的底子，把这家摇摇欲坠的小店里里外外翻修了一遍。加固了房梁，换了漏雨的屋顶，还把后院那片荒地开垦了出来，用木板围了个小小的院子。阿梅在院子里种上了几株月季和一架葡萄藤。
当院子里的月季第一次开出红色花苞的时候，阿梅高兴得像个孩子。她剪下一朵，插在店里一个干净的酒瓶里。那天，来店里吃粉的客人都说，阿梅米粉店好像不一样了。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过去，春天看花，夏天听雨，秋天吃葡萄，冬天围着炉子取暖。七年的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不短。长到我几乎忘了自己本来的名字和身份，忘了那座遥远的城市里的恩怨情仇。我甚至开始真心实意地享受这种平淡到有些乏味的生活。我开始觉得，一辈子就这样，和阿梅守着这家小小的米粉店，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也挺好。
可阿梅身上的谜团，就像院子里的那口深井，我看得见井口，却永远探不到底。
七年里，她还是像以前一样，偶尔会一个人走到镇外的山坡上，一坐就是一下午，看着通往山外那条唯一的公路发呆。我问她在看什么，她总说看风景。可我知道，那条路的方向，通向的不是风景，而是她不为人知的过去。
她还是会说一些我听不懂的梦话，有时候是急切的争辩，有时候是压抑的哭泣。我偷偷用手机录下来过，想找镇上的人翻译，可他们都说，那不是本地的方言，也不是周边任何一个地方的口音。
最让我起疑心的一次，是在我们同居的第五年。那天下午，我从邻镇进货回来，远远地看到镇口那棵大榕树下，停着一辆我从没见过的黑色轿车，车牌是外地的。阿梅就站车边，和一个穿着笔挺西装的陌生男人在说话。男人很高，很瘦，表情严肃，一直在说着什么，阿梅只是低着头听。我下意识地躲到了一棵树后。没过多久，那个男人递给她一个厚厚的信封，她没有接，男人硬塞给了她，然后就上车走了。
阿梅捏着那个信封，在原地站了很久，才慢慢走回店里。
那天晚上，她一句话都没说，饭也没吃。我躺在床上，假装睡着了，却听到她在外面小声地打电话，用的还是那种我听不懂的方言，语气里充满了挣扎和痛苦。
我心里像是被猫抓一样难受。那个男人是谁？信封里是什么？是钱吗？她缺钱为什么不跟我说？无数个问题在我脑子里打转，可我一个都没敢问出口。
我怕，我怕一问出口，现在拥有的一切都会像泡沫一样碎掉。我选择了沉默，选择了自欺欺人。我告诉自己，只要她人还在我身边，其他的都不重要。
日子就在这种安稳和偶尔的疑虑中，流淌到了第七年。我以为我们会这样一直到老，直到我攒够了钱，带她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去一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真正地开始过日子。我甚至偷偷用攒下的私房钱，在镇上唯一的金店里，买了一枚最便宜的银戒指。
我以为，我等来的是未来。可我没想到，等来的却是她的不辞而别。
03
阿梅的离开，不是毫无征兆的。现在回想起来，那就像一场暴风雨来临前的反常宁静，空气里充满了压抑和不安。
在我们同居的第七年快结束的时候，她变得越来越不对劲。她开始整夜整夜地失眠，我半夜醒来，总能看到她睁着眼睛，直愣愣地看着天花板。她接电话的次数也变多了，每次电话一响，她都会像被惊到了一样，抓起手机就跑到院子里，压低了声音，说的还是那种我听不懂的语言。
我问她是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需要用钱吗？她总是用力地摇头，然后勉强挤出一个比哭还难看的笑容，说：“没事，你别多想，就是……有点想家了。”
“想家了，我们就回去看看。”我说。
她听完，眼神瞬间黯淡下去，低着头说：“回不去了。”
她消失的前一天，是我的生日。连我自己都快忘了的生日。那天她起得特别早，然后破天荒地在店门口挂上了“休息一天”的牌子。她从市场上买回来好多我爱吃的菜，在那个小小的厨房里忙活了一整天。
傍晚，那张小方桌上摆满了菜，红烧肉，辣子鸡，清蒸鱼，甚至还有一瓶我平时舍不得喝的好酒。
那天的晚饭，她话特别多，不停地给我夹菜，给我倒酒。她的眼睛一直红红的，像是哭过。酒过三巡，我有些醉意，她握着酒杯，看着我，突然很认真地问：“陈风，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你会怎么办？”
我当时喝得有点高，舌头都大了，拍着胸脯说：“说什么傻话呢？我们不是说好了，要一辈子守着这个店，守着这个家吗？你还能去哪儿？”
她没说话，只是眼泪一下子就掉了下来，一滴一滴砸在桌子上。
我慌了，酒也醒了一半。我以为是自己说错了话，赶紧从口袋里掏出那个我准备了很久的银戒指，单膝跪在了她面前。那是我这辈子做过最勇敢，也最傻逼的一件事。
“阿梅，我……我没啥大本事，给不了你什么好日子。但我是真心的。你……你愿不愿意嫁给我？等过两年，风声没那么紧了，我们就离开这里，去个没人认识我们的地方，我重新干我的老本行，我养你。”
我借着酒劲，把憋在心里的话都说了出来。
她看着我手里的戒指，哭得更凶了，从一开始的默默流泪，到后来趴在桌上泣不成声。我手足无措地跪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办。
哭了很久，她才慢慢抬起头，眼睛肿得像桃子一样。她看着我，伸手轻轻摸了摸我的脸，又看了看那枚在灯光下闪着廉价光芒的戒指。
“陈风，戒指我不能要。”她哽咽着说，“你让我再想想……等一等，再等一等，好吗？”
那一晚，她抱着我睡的，抱得很紧很紧，好像一松手我就会消失一样。我以为，那是她答应我的前兆，我以为，我终于要守得云开见月明了。
第二天，我起了个大早。按照我们早就说好的，我要去邻镇的市场进一批新的干货。我走的时候，她已经起来了，正在给我准备早饭。她嘱咐我路上小心，早点回来。我应了一声，在她额头上亲了一下，哼着小曲就出门了。
我心里美滋滋的，盘算着回来的时候，要怎么再跟她提一次求婚的事。这一次，她应该不会拒绝了。
下午，我满载而归，心情好得不得了。远远地看到米粉店的烟囱里还冒着炊烟，心里一阵温暖。我推开那扇熟悉的木门，喊了一声：“阿梅，我回来了！”
店里静悄悄的。
桌子擦得干干净净，灶台也收拾得利利索索。我心里咯噔一下，有种不好的预感。我冲进后面的隔间，我们的“卧室”。
床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床头那个她用了七年的木梳子，不见了。衣柜里，她那几件洗得发白的换洗衣服，也都不见了。
只有桌上，放着几个用碗扣着的菜，是我中午没回来吃，她给我留的午饭。我伸手摸了摸，还温热着。
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
没有一封信，没有一张字条，没有一句解释。
她就这么走了。像一滴水融入了大海，像一阵风吹过了田野，不留一丝痕迹。
我脑子“嗡”的一声，一片空白。我疯了一样冲出店门，在镇上那几条永远尘土飞扬的街道上狂奔，一边跑一边喊她的名字：“阿梅！阿梅！”
镇上的人都用一种看疯子的眼神看着我。我抓住每一个我们认识的人，小卖部的老板，对面的裁缝，甚至那个曾经被她一碗米粉打发走的刀疤脸。
“你看见阿梅了吗？你看见她去哪儿了吗？”我抓着刀疤脸的胳膊，声嘶力竭地问。
刀疤脸皱了皱眉，把我拉到一边，叹了口气，用一种混合着同情和了然的眼神看着我，说：“兄弟，算了吧。她不是我们这种人，她该回她该去的地方了。你留不住的。”
“她该去哪儿？她能去哪儿？！”我冲他吼道。
刀疤脸摇了摇头，没再说话，拍了拍我的肩膀就走了。
我一个人颓然地站在街中心，任凭人来人往。我这才像个傻子一样意识到，我和这个女人同床共枕了七年，我竟然对她一无所知。我不知道她的真名叫什么，不知道她从哪里来，不知道她家里还有什么人。我甚至连一张她的照片都没有。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店里，就着她给我留下的那几个冷掉的菜，喝光了店里所有的酒。
接下来的日子，我活得像个行尸走肉。那家充满了我们七年回忆的米粉店，我再也待不下去了。我把它盘给了镇上另一户人家。拿着那点可怜的转让费，我每天唯一的活动，就是从镇头走到镇尾，买酒，然后喝到不省人事。
我恨她。我恨她的不告而别，恨她的残忍。可午夜梦回，我更怕的是，她是不是遇到了什么危险？是不是被人逼走的？这种爱恨交织，又夹杂着无边猜测的折磨，比当初躲债时那种单纯的恐惧，要痛苦一万倍。
那个冬天，南溪镇下了十年不遇的大雪。我躺在租来的破房子里，发着高烧，几乎就要死过去。我觉得，死了也好，死了就一了百了了。
就在我迷迷糊糊的时候，房门被踹开了。刀疤脸带着两个人，把我从床上拖了起来，直接扔进一盆冷水里。
我一个激灵清醒过来。
他看着我，骂道：“妈的，看你这熊样！阿梅走之前托我照看着你，她说让你好好活着！你他妈就是这么活着的？”
我愣住了。
“她走之前……见过你？”我抓住他，像是抓住了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算是吧。”刀疤脸撇了撇嘴，“别问了，我啥也不知道。你要是还算个男人，就给老子站起来。想死容易，活着才难。这儿有个活儿，给边境线上跑运输的车当副手，危险，但挣钱。干不干？”我看着他，眼泪不争气地流了下来。
好好活着。
这四个字，像一把锤子，狠狠地砸在了我的心上。
04
阿梅离开后的第一年，是我人生中最黑暗、最混沌的一年。我听了刀疤脸的话，去给边境线上跑运输的货车当了副手。那是一条真正的“亡命路”，一边是悬崖峭壁，另一边就是界河，路上经常有检查站，也经常有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劫道的。开车的师傅是个不要命的主，他说，我们运的货，一半是正经山货，一半是不能见光的东西。
我不在乎。或者说，我巴不得出点什么事。每天在卡车的颠簸和引擎的轰鸣声中，我才能暂时忘记心里的那个空洞。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跟车、卸货，把自己累到筋疲力尽，这样躺下就能睡着，就不会做梦。
我不再酗酒，但变得更加沉默寡言。车队里的人都叫我“哑巴”，说我像个没有魂的影子。他们不知道，我的魂，跟着那个叫阿梅的女人一起走了。
日子就像卡车轮子下的泥路，颠簸着，麻木着，一天天碾过去。南溪镇这个曾经的避风港，如今成了我最不愿回去的地方。每次跟车回来，我宁愿睡在车里，也不想回到那个处处都是她影子的镇子。
在我以为我的人生就会这样，在边境的尘土和柴油味里耗到死的时候，转机以一种我完全没想到的方式来了。
那是在阿梅离开的第三年，我逃亡的第十年。那天，我们刚从山里运了一车木材回到镇上。我正满身臭汗地在车底下检修轮胎，一个我不认识的号码打了进来。我以为是诈骗电话，想直接挂掉。可鬼使神差地，我按了接听。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传来一个试探性的、有些陌生的声音：“喂……是，是陈风吗？宏远建筑的陈风？”
“宏远建筑”这四个字，像一把生锈的钥匙，猛地插进了我尘封已久的心门。我浑身一僵，握着电话的手都开始发抖。十年了，除了阿梅，再也没有人这么叫过我。
“你……你是谁？”我的声音干涩得像是砂纸在摩擦。
“风哥！真他妈的是你啊！我是小李啊！以前公司那个刚毕业的大学生，跟着你跑工地的那个！”电话那头的声音激动得都变了调。
小李？我脑子里迅速搜索着这个名字。我想起来了，一个很机灵的小伙子，戴着眼镜，斯斯文文的，我当时还挺看好他。
“你怎么……找到我的？”我警惕地问。
“说来话长了风哥！前阵子碰到一个以前跟咱们合作过的材料商，是他告诉我的，说好像在南境那边见过一个跟你很像的人……我这也是瞎猫碰死耗子，试着打打……”
不等他说完，我打断了他：“你找我干什么？我早就不是什么‘风哥’了！”
“风哥你听我说！”小李急切地说，“有个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老K，那个柯振雄，他死了！”
我脑子里“嗡”的一声，仿佛被重锤砸了一下。“死了？什么时候的事？”
“一年多了！突发心脏病，在酒桌上就没抢救过来！这事儿当时闹得还挺大的。”小李顿了顿，继续说道，“他那个儿子，叫柯维的，接了他的班。但那小子比他爹还黑，手段太脏，现在公司里众叛亲离，一团糟。至于你当年那笔债，早就没人提了，成了一笔烂账了！风哥，你自由了！”
自由了。
我挂了电话，一个人坐在马路牙子上，从口袋里摸出一根最便宜的烟，点上，狠狠地吸了一口。烟雾呛得我眼泪都流了出来。
十年了。为了躲这个叫老K的男人，我从一个前途光明的公司老板，变成了一个亡命天涯的逃犯，一个边境小镇的杂工，一个被女人抛弃的酒鬼，一个在刀口上讨生活的货车司机。我的青春，我的事业，我的尊严，全都被埋在了这十年里。
可现在，他死了。我自由了。我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那是一种巨大的、空洞的茫然。就像一个被判了无期徒刑的囚犯，在牢里待了十年后，突然被告知判错了，可以出狱了。可走出监狱，他才发现，外面的世界早已物是人非，而他自己，除了坐牢，什么都不会了。
我该去哪儿？我又能干什么？
那天晚上，我没跟车队打招呼，一个人爬上了南溪镇外那个熟悉的小山坡。就是那个阿梅曾经无数次坐着发呆的地方。我学着她的样子，坐在草地上，看着山下那条通往外界的、唯一的公路，在夜色里像一条灰色的带子。
南溪镇，已经没有什么值得我留恋的了。我对阿梅的恨，在三年的时间里，慢慢被思念和不解所取代。她到底是谁？她为什么接近我，又为什么离开我？刀疤脸那句“她让你好好活着”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决定回去。
不只是为了所谓的“自由”，更是为了搞清楚两件事。
第一，当年到底是谁，和张伟那个畜生一起，把我坑得这么惨。
第二，我要找到阿梅。不管她是死是活，是骗我也好，是另有苦衷也罢，我要当面问她一句：为什么。
带着这两个执念，我告别了刀疤脸，离开了这个我待了整整十年的边境小镇。
当我重新踏上故乡的土地时，这座城市的变化让我感觉自己像个穿越者。我用这几年当货车司机攒下的那点玩命钱，在最偏僻的城中村租了个小单间。然后，我凭借着还没忘干净的专业知识和一股不要命的拼劲，在一家小建筑公司找了份技术员的工作。
我开始学着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生活。学着用智能手机，学着坐电车，学着跟年轻的同事们聊天。但只有我自己知道，我的心，一半留在了南溪镇那个有米粉香气的后院里，另一半，则悬着对过去那团迷雾的追问。
我像一头潜伏在暗处的狼，一边拼命工作，一边不动声色地打听着关于“柯氏集团”和张伟的一切消息。
05
我在新公司的玩命劲头，很快就见了效。半年后，公司接了一个棘手的改造项目，好几个技术难点别的工程师都束手无策。我凭着当年在工地上积累的实战经验和这十年在边境线上修车、修房子的杂学，熬了几个通宵，硬是把方案给啃了下来。
项目顺利完工，老板对我刮目相看。他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派生意人，觉得我踏实肯干，是个人才。为了奖励我，也为了让我这个“技术骨干”多见见世面，他决定带我去参加一个城中非常重要的商业晚宴。
“小陈啊，好好拾掇一下。今晚来的可都是咱们这行里有头有脸的人物，多认识几个人，没坏处。”老板拍着我的肩膀说。
我能说什么？只能点头答应。可我连一身像样的衣服都没有。最后，我在公司附近一家廉价的西装租赁店，花三百块租了一套怎么看怎么别扭的黑西装，配上一双擦得锃亮的二手皮鞋。
晚宴的地点在市中心最豪华的酒店顶层。
当我跟着老板走进那个金碧辉煌、衣香鬓影的宴会厅时，我感觉自己像是误入天鹅湖的丑小鸭。空气里飘着高级香水和雪茄的味道，悠扬的小提琴声在耳边流淌，每个人都端着香槟，脸上挂着精致而疏离的微笑。
我局促不安地跟在老板身后，他忙着跟各路神仙打招呼、换名片，我则像个跟班，尴尬地站在一边。我端起一杯香槟，躲到角落里，一口一口地喝着闷酒。这种感觉太熟悉了，就像十一年前，我第一次踏足南溪镇，那种与整个世界格格不入的孤独感，再一次将我淹没。
就在我低着头，准备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时，一个身影从我眼前晃过。
那个背影……
走路时，腰肢轻轻摆动的姿态，还有那截在灯光下白得晃眼的后颈……
我的心脏像是被一只无形的手猛地攥住了，呼吸瞬间停滞。
我猛地抬起头，目光穿过攒动的人群，死死地锁定在那个背影上。她正在不远处的一个小圈子里，和几个西装革履的男人谈笑风生。
她穿着一身我叫不出牌子的香槟色晚礼服，剪裁得体，将她姣好的身材勾勒得淋漓尽致。头发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露出优美的天鹅颈。脸上画着精致的妆容，红唇明艳，气质高贵而典雅。
那张脸……那张化了妆，却依然清晰可辨的脸……
分明就是我日思夜想了整整三年，刻在我骨头里的那张脸！
阿梅！
可她又完全不是阿梅。南溪镇的阿梅，永远穿着洗得发白的棉布衣服，素面朝天，一双手因为常年操劳而布满薄茧，眼神里总是带着一丝疲惫和与世无争。
而眼前的这个女人，像一颗在聚光灯下熠熠生辉的钻石，光芒四射，却冰冷得让人不敢靠近。我的阿梅，只是一块在岁月里被磨平了棱角，却能暖到人心的顽石。
我的大脑一片空白，血液“轰”的一声全涌了上来。理智、伪装、谨慎，在这一刻全都被我抛到了九霄云外。我的身体已经不受控制，迈开腿，朝着她的方向走了过去。
我拨开一个挡在我身前的人，径直走到那个小圈子面前，死死地盯着她。
周围的谈笑声戛然而止。所有人都用诧异的目光看着我这个不速之客。
她也感觉到了我的注视，缓缓地转过头来。
“阿梅？”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颤抖，这两个字从我喉咙里挤出来，几乎用尽了我全身的力气。
她的笑容，瞬间僵在了脸上。
当她看到我的那一刻，我清清楚楚地看到，她的瞳孔猛地收缩了一下，那双我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眼睛里，闪过了一丝无法掩饰的震惊和慌乱。
那是属于阿梅的眼神！
可那只是一瞬间。
下一秒，那丝慌乱就被彻底掩盖了。她的眼神变得冰冷、陌生、充满了戒备和疏离，像是在看一个完全不认识的、闯入派对的疯子。
站在她身边，一个身材高大、气场十足的年轻男人皱起了眉头。他用一种保护性的姿态，伸手揽住了她的腰，眼神不悦地上下打量着我，然后开口问她：“曼曼，这位是？”
曼曼？
我愣住了。这不是她的名字。
她没有回答那个男人，只是用那双曾经看过我七年，如今却冰冷如霜的眼睛看着我。她的红唇轻启，吐出了我这辈子听过最残忍，也最荒谬的一句话。
她说：“我不认识他。先生，你认错人了。”
说完，她挽住那个年轻男人的胳膊，微微向众人点头致歉，然后转身就走。她的背影决绝而优雅，没有一丝一毫的留恋。
我僵在原地，感觉自己从头到脚都变成了冰块。整个世界的声音都消失了，我只能听到自己心脏破碎的声音。
宴会厅的保安已经注意到了这边的骚动，正快步向我走来。
就在我被绝望和羞辱彻底淹没的时候，我听到她身边那个被称为“柯总”的男人，在跟另一个人介绍时，声音不大不小地传了过来。
“……这位是柯氏集团的柯维总裁和他妹妹，柯曼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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