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7月的一个闷热午后，北京西山的松林被蝉声搅得发燥。距离疗养楼不远处，警卫悄声换岗，空气里是消过毒的淡淡药味。就在这栋灰顶小楼里，89岁的叶剑英刚结束一次例行检查，监护仪闪出的折线显得飘忽，谁都明白他已进入极度脆弱时期。

病情最早露出端倪是在当年7月初。高烧、气促与反复感染轮番上阵，专家每天把最新诊断塞满病例夹。牟善初、邓家栋、王新德三位老保健医生曾私下低声交换意见：“多系统并发，这回像是一场硬仗。”这句“硬仗”并非夸张，他们调来的药品和器械几乎把301医院重症监护区搬到西山。

到了7月13日，中共中央第一份通报文件下发，要求各部门提供“随叫随到”的技术支持。文件用词克制，却暗示紧迫。军委常务工作的杨尚昆听完汇报后握着邓家栋的手，声音压得极低：“人力财力，不限额。”医疗组成员当晚加班到凌晨，连夜订购新型除颤装置。

有意思的是，叶剑英对外界的风声始终保持敏感。哪怕吸氧面罩挡住半张脸，他依旧断续询问秘书：“广东经济形势怎样？特区有没有新动作？”这种关切令医护哭笑不得——病情越重，他越惦记工作。医生只得巧用“时间段”疗法：上午固定15分钟简报，其余时段严禁谈公事。

8月以后，病势稍有回稳。专家把这种回稳称作“窗口期”，但窗口随时可能关闭。为防意外，保健组把药品清单更新到分钟级。申佩朗医生提议在床侧安装便携式心肺复苏板，避免抢救时移位浪费秒数。此举后来被写进中央首长医疗守则，算是一次制度革新。

10月6日，胆道感染突袭。腹腔彩超显示游离积液，指标波动幅度大到让人倒吸凉气。当天20时30分，总政治部主任余秋里驱车赶到西山。他没有打扰正在插管的医生，静立片刻后才对医疗组说出那句后来频频被引用的话：“精心观察、精心护理、精心治疗——半个月内当成打仗。”短短26字，被外科护士悄悄写在白板上，成了人人能见的座右铭。

这番话并不只是鼓劲。余秋里随后拨通三部电话，一是军委办公厅，二是总后勤部医疗装备局，三是空军运输机指挥中心。物资、血制品、负压救护舱在24小时内全部到位。试想一下，没有这股行政合力，再高明的专家也可能与黄金抢救期擦肩。

10月13日凌晨5时09分，意外发生。监测仪骤然报警，心电图成了一条直线。室颤！5时10分，申佩朗完成第一次电击，触点火花划破黑暗。几秒后波形恢复，却分外脆弱。旁边的年轻护士手心尽是汗，她轻声嘀咕：“还活着。”这句下意识的呢喃被牟善初听见，他抬头简短回应：“先稳住。”医护之间，就这么一句对答。

当晚同样的室颤又出现两次。中央领导陆续赶到病房外，西装外套还带着露水味。杨尚昆在玻璃门外站了十多分钟，眼睛没离开叶剑英的胸廓起伏。值班军医后来回忆，老将军那晚一句话没说，但每隔三五秒就看一眼表，像在给抢救计时。

随后十天，病情呈现典型的“几天好、几天坏”循环。专家组给这一阶段起了个暗号——“梯形曲线”。曲线背后是不断变换的抗感染策略和补液方案。不得不说，叶剑英的心肺功能已被疾病重重包围，任何小波动都可能让防线坍塌。

11月22日，陈云批示六个字：“竭尽全力，务求稳定。”不到48小时，上海某研究所特制的微量泵被紧急空运至西山，解决了药物滴速过快的问题。技术的到位让“精心”二字不再流于口号，余秋里的“三个精心”被落实到记录表的每一栏。

可惜胜负往往只在毫厘之间。10月21日深夜，叶剑英的心脏再次陷入两次室颤；而在22日凌晨1时16分，监护仪上最后一次波峰消逝。第九次心脏按压依旧回天乏力，抢救终止。护士长合上病历本时，只轻轻合掌，无人再言语。

当日下午，人民大会堂内，本该是纪念长征胜利五十周年的喜庆场合，却先传来胡耀邦宣布噩耗的声音。场内静得能听见衣袖摩擦。次日，中共中央发布正式讣告，并定于29日在同一会堂举行追悼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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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秋里所说“三个精心”自此成为军队保健体系的行事准则。几年后，总后卫生部在总结报告中写道：精确监测、细致护理、综合治疗三环缺一不可，西山抢救案例是现实模板。文字冷硬，却见证了一代元帅的最后战斗，也见证了中国高级保健制度的一次深度磨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