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2月，中南海里还有冬日的冷意。纪登奎拿着一份只有半页纸的辞职申请，语气平静地对工作人员说：“请帮我转交给中央。”那一年，他57岁，正是多数干部干劲最足的年纪，却选择急流退岸。许多人觉得突兀，其实伏笔早已埋下。
风向第一次改变是在1978年11月北京那场工作会议。会议原拟讨论农业和经济，后来焦点转到历史遗留问题。会上，陈云提出“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纪登奎当场表示异议，理由是“程序尚未理顺”。这句话不长，却像一块石子击中湖面，激起层层涟漪。会后，万里和邓颖超公开点名批评，称他“认识滞后”。
对纪登奎而言，这并非第一次站在风口浪尖。追溯到1951年春，他在许昌专列上第一次汇报工作。毛泽东接连抛出六个问题，他都据实以答，既不回避，也不献媚。毛泽东欣赏这种坦率，称他“敢讲真话的老朋友”。这句“老朋友”后来在1967年郑州站台、1969年九大会议上又被说了两次。凭借信任，他从许昌地委书记一路到国务院副总理，北京军区第一政委，成了毛泽东晚年在军内的重要依托之一。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时，北京军区反应迅速，纪登奎与杨得志配合，为中央行动提供了关键支撑。功劳记在册上，可是短短四年，他就从台前退到幕后。外界多以为是个人性格问题，真实缘由却远比一句“性格使然”复杂。
1978年底的会议后，纪登奎的职权被削至最小。“经济口”回到李先念，“军口”交给了政委倪志福。邓小平安抚式地说：“检讨可以，工作还得有人干。”纪登奎表态：“我愿意反思，请允许我离岗。”这一次，中央没有马上答复，只撤了他北京军区政委的职务，副总理仍保留。
僵局持续到1980年2月。十一届五中全会上，中纪委书记陈云语气凝重地指出：“思想僵化的同志，不再适应新形势。汪东兴、纪登奎等同志如果继续留任，对党的形象无益。”会场短暂沉默，随后另一位中央领导补充：“可以考虑他们的去留。”话音一落，纪登奎暗下决心，主动提出辞掉所有职务。
他不是唯一的退出者。同年，华国锋、汪东兴、陈锡联、吴德也陆续交上辞呈。外界把这场“集体退场”看作新旧交替的节点。陈云后来对纪登奎评价颇为中肯：“有功，也有过；肯干，也固执。”这八个字，在当时的政治语境里，既是肯定，也是定论。
辞职后，组织安排他担任正部级研究员，待遇不降，但权力归零。李先念专门找他谈话：“体委需要熟悉群众工作的同志，你考虑一下？”纪登奎委婉拒绝：“我在地方办过厂，还是想下企业。”中央最终没有批准，他失去再就业的机会，只得在家潜心读书。
闲居的日子里，纪登奎常提起要写两本书：一本回忆录，一本河南到北京的经历。夜深时，他会对孩子们说：“历史得讲清楚，可不能乱写。”遗憾的是，他迟迟未动笔。1988年3月13日，他突发心脏病，在北京医院离世，终年65岁，两本书成了空缺。
不少老同志回忆，纪登奎晚年到毛主席纪念堂的次数超过二十次。“毛主席在关键时刻从不退让，这是我心中的旗帜。”这是他对外界讲得最多的一句话。1987年去贵州调研时，他发现展厅里缺少毛主席照片，立刻皱眉：“这里离遵义这么近，怎么能少了他？”工作人员连夜补上，场面颇为尴尬。
一个令人扼腕的细节：离开领导岗位后，他最放不下的是正在起步的乡镇企业改革。一次家宴上，老同事调侃道：“没了帽子，日子好过些吧？”他摇头：“国家机器照样转，可基层能不能转起来，还得有人出主意。”说完，他抿了一口茶，若有所思。
官方讣告发表时，用词谨慎——“纪登奎同志是忠诚的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事业做出贡献”。没有褒奖过度，也无苛责之辞。陈云闻讯私下说：“他是一个认真的人。”寥寥数语，算是对这位“老朋友”一生的注脚。
站在那个年代的交汇点，纪登奎的退场带有浓厚的时代印记。从1950年代敢言的地方干部，到1960年代进入中枢，再到1970年代跃升军政要职，他的轨迹几乎与共和国的脉搏同步。可时代列车提速，总有人跟不上，也有人主动下车。纪登奎选择了后者，既保全了个人操守，也为后来政坛平稳转圜留下空间。这一幕，在中国近现代史的卷帙里，或许并不起眼，却足够耐人思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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