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腊月初，南京细雨连绵，雨花台脚下的宪兵司令部看守所里却闹腾得很——所长在招新人。二十四岁的孙良诚就这样被堂舅拎进了城，他满手老茧，裤脚还沾着泥。国民党看中了他的老实，给了一身灰蓝色号衣、一支步枪和一把生锈的钥匙，嘱咐道：“看守牢房，少说话，多做事。”孙良诚点头，可心里犯嘀咕：真蹲进牢里的到底是坏人，还是被冤枉的人？
几乎同一时间，三百公里外的上海静安寺路口传出一阵急促枪响。1906年出生于长沙的黄励在此遭叛徒周光亚出卖，当场被捕。黄励早年丧父，靠母亲缝鞭炮纸养大，1924年考进武昌中华大学，翌年入党，旋即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政治组织学。归国后，她在互济总会、江苏省委先后主持过多次工人罢工。被捕那天，她从兜里摸出一根发卡，掷在地上，冷冷一句：“杀头都不怕，还怕受枪吓？”特务们把她连夜押送南京，编号5713。
南京监号昏暗，潮气窜进骨头缝。孙良诚第一次巡房，听见女牢里有人朗声给难友念《共产党宣言》，语速不快，却字字铿锵。他把煤油灯举高，见那人眼神亮得像要破壁而出——黄励。他没说话，心底却起了一丝疑惑：她到底凭什么在这种鬼地方还这么硬气？
接下来几周，他悄悄观察。别的看守抽烟、喝花雕、敲诈探监家属，他却给病号端水、给快出狱的人凑车钱。黄励发现后主动和他搭话，托他买药、买半截铅笔，再顺手借阅书报。孙良诚每次递物品，总会低声加一句：“别急，小心。” 这一来一去，暗线被牵了出来。
1933年春天，狱中党支部认为时机成熟，开始系统做孙良诚的思想工作：先是同房难友讲军阀混战的见闻，随后陈赓等老被服员偷偷塞给他《红星照耀中国》的油印本。一天夜里，众人把牢门虚掩，黄励轻咳一声，用几乎听不出的湘音问：“愿不愿意跟着我们干一番真正的事？”孙良诚沉默片刻，只回两个字：“愿意。” 就这样，一个看守变成了地下交通员。
入党之后，他像换了个人。外面搜禁书，他就拆开三十六册《古文观止》，把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夹页里藏进来；里面缺紧急情报，他就把纸条卷进钢笔芯，装成坏笔送出去。有意思的是，国民党还颁给他一个“模范看守”小红旗，奖品两条香烟，都被他分给难友。
变故出现在初夏。六月二十九日黄昏，陈赓获释，临走前写信交给黄励嘱托转出。孙良诚值夜班，见走廊空荡，低声喊：“黄励，信。” 声音很轻，却还是被同牢叛徒胡小妹捕到。那女人像毒蛇一样窜上前抢过纸片，尖声叫喊：“抓奸细——”喊声惊动走廊尽头的特务，十几支枪口一齐指过来。孙良诚知道瞒不住，抬头硬声说：“信是我送的，与你们无关。” 灯光下，他脸色苍白却没有闪躲。
当夜，宪兵总队长火速电话禀报社会部。第二天上午，谷正纲拍桌怒吼：“中央监牢里竟窝了共匪，枪毙！”所长吓得连连磕头，说孙家有老母幼子，请留活路。谷正纲只留下一句话：“子弹费公家出，抚恤一百五十元，完事。”
1933年7月3日，朝阳刚露。军车停在雨花台西坡，孙良诚被带下车。执行官问：“还有什么话？”他摇头，只向刑场外的方向看了一眼，像是想起母亲，又像是想起那面灰蓝号衣。三声枪响，他倒在荒草里，年仅二十五岁。
狱中隔日传来消息，黄励心中已然明白。她把辫子绾紧，整理衣领，对同号难友说：“他们能杀人，杀不了信。”7月5日拂晓，特务押她走出牢门。行至刑场，她手无寸铁站定，冷声示意可开枪。弹雨过后，雨花台再添一座无名坟，墓碑是临时木牌，上书“5713”。
1949年南京解放，雨花台地区打扫战场时，部队在土丘间找到了那块已无字痕的木牌。1950年春，南京市人民政府民政局根据地下党留下的编号薄册，确认埋葬者正是黄励。孙良诚的遗骨则在距此两里处的乱葬岗。陈赓大将随中央军委代表团赴南京，特意嘱咐地方负责同志：“两位烈士应并列立碑。”那天，他在碑前停留许久，只轻声自语：“他们没有辜负党。”
1982年，民政部追认孙良诚为革命烈士。1991年秋，孙家老宅收到一枚烈属光荣牌和一张烈士证书。乡亲们看着那发黄的纸，才知道当年那个穿灰蓝号衣的青年看守，原来早已在雨花台写下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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