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狗的死亡，能换来投毒者四年的牢狱；
而一个人的死亡，却可能只换来一纸“民事纠纷”的认定。
这不是虚构的讽刺小说，这是2024年已经发生的、血淋淋的现实逻辑。
当北京朝阳区为一只误食毒鸡骨的小狗“papi”伸张正义，将投毒者绳之以法时，我们似乎看到了动物保护的司法进步。然而，同一片天空下，河北邯郸的张女士被未拴绳的恶犬撞击身亡，其丈夫在维权路上奔波至突发脑干出血，整个家庭濒临崩溃，追责之路却依然迷雾重重。
一边是“首次宠物投毒案”的标杆性判决，另一边是人命关天却维权无门的巨大黑洞。
这种对比，冰冷刺骨。
更令人悲愤的是，这种“人不如狗”的荒诞叙事，并非孤例。
2024年5月，3岁男童小星被犬只咬伤后，在痛苦中死于狂犬病；
同年11月，河南信阳另一名3岁男孩被罗威纳犬撕咬面部，狗主人至今“未找到”，警方定性为“民事纠纷”；
同年8月，山西介休一名男子被流浪狗咬伤后狂犬病发作死亡，直至火化，咬人的犬只仍“无法确认”。
每一桩悲剧背后，都是一套令人匪夷所思的“双重标准”逻辑：
对物（宠物）的侵害，适用的是刑法，讲的是“公共安全”——毒狗案中，司法机关敏锐地认定向公共区域投毒，具有危害公共安全的性质。这完全正确。然而，对人身的侵害，却常常被推向“民事纠纷”的模糊地带——未拴绳的大型犬只扑倒、撕咬、甚至致死路人，狗主人往往隐身，执法者却常感“无法可依”或“执行困难”。流浪狗酿成命案，则更陷入“无主可追”的真空。
试问，一只在公共场合失控、具有致命攻击性的猛犬，其危险性难道不正是最直接的“公共安全威胁”吗？为何夺走宠物生命是犯罪，夺走人的生命却时常沦为调解的筹码？
维权的天平严重倾斜。宠物主人悲愤之下，可以推动案情三年不辍，终得正义。而人的家属，如邯郸的冯先生，却在维权中耗尽家财、赔上健康，陷入“维权益发艰难，不维权死不瞑目”的绝境。
当司法资源与社会关注度，下意识地向某一方倾斜时，我们不得不质问：这背后衡量价值的尺度，究竟是什么？
愤怒，不仅仅源于这些悲惨的个案，更源于系统性的麻木与不公。它指向几个尖锐的悖论：
危险认定的双标：狗吓人可以引发对公共安全的担忧，而狗伤人、杀人，却常常被淡化为个体冲突。对于不牵绳、不戴嘴套的危险犬只，事前监管为何普遍缺位？
责任追溯的无力：投毒者可以迅速锁定并严惩，而致命的狗主人却可以频频“失踪”。是技术困难，还是追责意愿与力度的差别？
生命权保障的失衡：动物生命权的司法保护破冰值得肯定，但人的生命健康权这一根本基石，为何在同类事件中反而显得摇摇欲坠？保护动物绝不意味着应降低对人的保护标准。
法律的根本目的，是保障人的安全与尊严。当一系列犬只伤人、致死事件，遭遇的是立案难、追责难、赔偿难，而宠物被害却能获得有力的刑事追诉时，这种对比本身就在侵蚀公众对法律公正最朴素的信仰。
我们需要的不是对动物保护的削弱，而是将对人的保护提升到与之相称、甚至更高的紧迫位置。必须严厉追究每一个饲养者管理失责的法律责任，尤其是当其行为导致他人重伤或死亡时，刑事责任绝不能缺席。对于流浪动物造成的悲剧，城市管理部门的日常防控责任，同样需要被严肃审视。
人命关天，不能总靠家属的血泪和网络舆情的沸腾来推动。司法的天平，必须回归最核心的正义：对人的生命权，给予最高优先级的、毫不含糊的捍卫。 任何与此相悖的现实，都是对整个社会的刺痛与羞辱。
终结这种荒诞，刻不容缓。因为下一个受害者，可能是任何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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