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26日，湖南韶山烟雨迷蒙，清晨五点半，广场上已是灯火通明。那一天，是毛泽东同志诞辰一百一十周年纪念日，一项名为“一号工程”的纪念建设也在此刻悄悄启动。筹委会请来了当年七十出头的李敏，她默默站在台阶边，没有多言，只是久久凝望着那座尚未揭幕的巨型铜像。
时间很快推到五年后。2008年夏末，韶山“一号工程”全部竣工，主办方决定以“110周年纪念”作为主题延续，举行一次总结式的大型公祭活动。李敏此时已年逾七旬，身体并不好，医生再三劝她减少奔波。可她仍然领到邀请函后第一时间答复：“我去。”短短两字，听者却能感到她决绝的力道。
火车驶向湘南平原时，车窗外是连绵的绿色。同行工作人员担心她疲惫，轻声劝她闭目养神，她却倚在车窗边，手里攥着一张早已被翻得有些卷边的黑白合影——那是1949年夏天，十六岁的她第一次投入父亲怀抱时留下的照片。隐约可见年少的李敏笑得腼腆，毛泽东弯下腰，满脸皱纹都舒展开来。
李敏的童年并不在父母身边。1936年秋，她出生于陕北保安县，母亲贺子珍产后失血过多，身体孱弱。时局动荡，红军甫一落脚又要转移，毛泽东只能匆匆看了女儿一眼，心疼地唤她“娇娇”。这声小名，陪着李敏走过漫长的分离岁月。
1941年早春，延河尚覆薄冰。组织秘密安排李敏与母亲赴苏联疗养。临别之夜，毛泽东把孩子裹在一条旧军毯里抱了抱，没有言语，只在额头轻轻一吻。飞机起飞后，他站在跑道尽头抽了一支烟，烟头忽明忽暗，警卫员不敢上前打扰，只听他低声说：“小娇娇要平安。”
异国八年，李敏跟着母亲和兄长在莫斯科求学、就医，也在异乡雪夜里惦念那个只存在于传闻里的“毛主席”。哥哥毛岸青曾领她去礼堂，看着高挂的画像问：“认得这位同志吗？”当时十二岁的李敏回答：“大家都说是毛主席。”哥哥凑到她耳边低声补一句，“也是咱们的爸爸。”那一刻，她怔住了，既惊喜又委屈，“那他为什么不来接我？”这句话她没敢说出口。
1947年，王稼祥赴苏治病，把李敏一家境况详细汇报回延安。毛泽东闻讯后当晚召集办公厅，叮嘱务必安排母女返国。真正回到上海，已是1949年春。松江的梧桐抽新叶，远处传来胜利凯歌，却依旧挡不住李敏心底的忐忑。直到那年仲夏，她被带到香山双清别墅。门一推开，一个高大身影迎上来，“娇娃，来，爸爸在这儿。”这声呼唤，她等了十三年。
进入新中国的和平年代，她刻意把“主席女儿”的光环放在一边。1957年，她还是北京八一学校的学生，课堂上遇见了高两级的云南小伙子孔令华。一来二去，两人互通作文彼此批改，感情悄悄发芽。确认关系后，李敏把消息告诉毛泽东。老人家笑着点头，“青年人有志向最重要，门第不算什么。”简短一句，给了女儿踏实的底气。
1959年盛夏，新婚的鞭炮声在中南海绽放。那是毛泽东最少见的一次“私事”操心，从喜糖到花灯都一一过问，许多工作人员感慨：“主席今天像普通父亲。”随后，李敏与丈夫搬出中南海，在郊区租房，理由只有一句，“咱得自食其力。”毛泽东没有挽留，转身吩咐卫士：“让他们照顾好自己，别给组织添麻烦。”
然而好景并不总在。1969年春，李敏与丈夫被派往河南农村“再学习”，农忙时节要下田插秧，闲时写心得。探亲申请层层审批，粗算一下，她在七年里真正见父亲的次数，一只手就能数完。一次探视结束，守卫门岗的军人把通行证收回，递给她一句解释：“这是规定，望理解。”李敏拉着女儿的小手，默默点头。
1976年9月初，北京入秋。毛泽东病情急转直下，中央办公厅紧急电话通知在外的家属。李敏赶回中南海，守在病榻旁。老人睁开眼，先看见病房角落的那把竹藤椅，上面叠着她随手放下的旧外套。他声音沙哑却依旧带笑，“娇娇，你可算来了。”那是父女间最后一次交谈。几天后，9月9日零时10分，心电监护仪上的线条走向归零，李敏呆站在窗前，直到黎明。
此后多年，她极少抛头露面。偶有记者来访，她总摆手，“我就一名普通离休干部，别写我。”但对父亲的纪念活动，她从不推辞。韶山“一号工程”刚一奠基，她便悄悄托人捐了笔钱，叮嘱不署名。主事者问理由，她只说：“这份情，写不完帐。”
2008年9月，项目竣工仪式前夕，李敏从西山疗养院动身。因脑供血不足，医生嘱咐她随身带速效药。同行人员在车厢里看见她反复端详那张旧照片，终于忍不住小声说：“李阿姨，休息一会儿吧。”她笑笑，轻轻合拢照片，“等见了他，我再睡。”
韶山广场再度亮灯的那天夜里，雨停了，风还带着夏日的闷热。纪念曲响起，她缓步走到铜像前，抬头想把父亲的神情看清。可泪水模糊了视线，只剩那熟悉的高大轮廓。良久，她掏出手绢，低声念道：“爸爸，娇娇来看您了。”声音极轻，却落在场边工作人员耳中，一时无言。
旁人或许只看到一位白发老太太泪湿双眸，鲜有人知，她这一声“爸爸”隔了三十二年，也隔了一生的思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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