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15日傍晚，天安门城楼的灯光刚刚亮起，毛主席在勤政殿外的回廊碰见章士钊，两位多年未见的湖南老乡边走边聊。章士钊忽然提到，北京图书馆里还空着一席研究员职务，可有个合适人选——张申府。毛主席听完后笑了一下，说出那句后来流传很广的话：“那是我顶头上司。”一句轻描淡写，却把众人拉回到三十多年前的北大图书馆。
1918年的北大，图书馆狭窄的阅览室里塞满了灰色木桌。李大钊忙得团团转，经常让性子爽朗的张申府代管事务。那年夏天，图书馆招了一个湖南青年做助理员，薪水每月八块大洋。档案登记表上写着：毛泽东，25岁。说来有趣，毛泽东和张申府同岁，可正式分工上毛得向张请示，这个上下级关系，是毛主席后来自嘲“顶头上司”的由来。
张申府原学数学，逻辑功底扎实，对西方思想极感兴趣。罗素的名字正是他给译出的。青年们在《新青年》版面上厮杀文字，他却跑去劝李大钊多进马克思的书，理由很简单：新文化要有新“工具书”。就是在这种环境里，北京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读书小组悄悄成形。
1920年10月，罗素乘船抵沪，张申府随行接待。临行前，李大钊递给他一张小纸条：到上海找陈独秀，谈一件“建党”的大事。张一头答应，暗道这趟差事比迎接罗素还棘手。到上海后，他住进陈独秀家里，白天听罗素演讲，夜里同陈独秀摊开纸笔规划党小组：名字用共产党，不用社会党；北方和南方同步，各自发展。几句定论，为后来北京共产党小组打下了雏形。
事情紧锣密鼓。回到北京，张申府和李大钊把图书馆主任室当作临时会议室，七八个人围坐在煤油灯下，宣读了组建宣言。名义上叫“北京共产党组”，实际规模不过几张桌子。这支队伍后来陆续吸收了高君宇、邓中夏等人，算是北方革命火种的核心。
同年冬天，张申府受蔡元培、吴稚晖之邀赴法讲学，还肩负另一重任务——在欧洲发展组织。他与天津姑娘刘清扬同船。海上晃荡的几十天里，他把十月革命的故事从列宁讲到斯莫尔尼宫，顺手就把刘清扬争取了过来。巴黎冬夜冷得要命，他们蜷在索邦附近的阁楼里商议：再找几位志同道合的同伴，搞个旅法小组。
不久，周恩来进门。刘清扬本是觉悟社的老战友，三人坐下来交换情报，谈到凌晨两点，周恩来爽快应承加入。几个月后，又在柏林把朱德拉进来。朱德当时还戴着旧军阀气味的呢帽子，临别摸着帽檐对周恩来说：“这回可算找着组织了。”这些场景后来成为中共早期海外工作的生动注脚。
然而，革命道路并非直线。1925年中共四大召开时，张申府与会场上几位同志观点相左，性子急，拂袖而去，自此转向学术圈。有人替他惋惜，他却一句“先教书育人，也是救国”堵住了议论。离开党组织的他，在暨南、清华、北大轮流授课，做翻译，讲逻辑，甚至把《博登海姆数学原理》译得铅字未干又自我挑错，可见其学究脾气一点没变。
抗战爆发后，他辗转武汉任军委会政治部设计委员，恰好周恩来是副主任。老友见面，周恩来私下给他批了特别津贴，并半开玩笑道：“当年您给我报销回国路费，如今我替您补车马钱，扯平。”两人相视而笑，彼此心照不宣。
1938年，毛泽东在延安写完《论持久战》，亲手寄了一册给张申府。信里说：“献曝微忱，亦聊尽匹夫之责。”这句话印证了毛对昔日上司的敬意，也透露两人虽天各一方却保持往来。
抗战胜利，国共再度分裂，张申府继续埋头书桌。外界风云激荡，他在《维特根斯坦逻辑哲学论》译稿上纠结一个谓词的汉译，足足磨了三天，这种执念，被同辈称作“书斋里的刀锋”。
新中国成立，周恩来主抓政务院人事，说服中央同意张申府到北京图书馆任研究员。安排公寓、调图书基金、批给翻译助手，一气呵成。对这位曾“占过他上风”的老朋友，周恩来始终念旧情。
进入六十年代，社会已少有人提起张申府的革命经历，他也绝口不谈。每天在白石桥旧馆，翻阅西班牙文哲学期刊，偶尔漫步到北大红楼门口，望一眼昔日窗棂，便快步离开。旁人问他为何不写回忆录，他淡淡一句：“历史自有公论。”
1986年6月20日凌晨，张申府在北京医院病房安静离世，享年九十三岁。新华社的讣告用了“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八字评价。对那些亲历北大图书馆旧事的人来说，更难忘的可能是另一个细节：曾经的助理员后来成为共和国开国领袖，而站在他头顶发号施令的人，几十年后连同一盏台灯、一本牛皮纸函套的《数理逻辑导论》，一起留在了图书馆里，成了一段独特的历史印记。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