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7月21日清晨，京西玉泉山一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会议室里，铅灰色的纸稿摊在桌面。邓小平端起铅笔，目光停在第二曲《突破封锁线》最后两行——“围追堵截奈我何，数十万敌军空惆怅”。他轻声说了一句：“’惆怅’的不止他们。”随即落笔，将整行划掉，写下“全军想念毛主席，迷雾途中盼太阳”。歌词在他指间重新转折，毛泽东在红军中的核心地位被凸显得更直白、更生动。

这一幕背后，是长征胜利四十周年纪念演出的排练冲刺。十年前的《长征组歌》曾风靡全国，如今再度登台，既是致敬，也承载“拨乱反正”的政治意味：在动荡岁月中，中断的艺术创作必须恢复，中央领导人的意志必须准确传递。剧组成员后来回忆，当天会议不到二十分钟，修改意见却精准而犀利；邓小平只强调两点——历史真实、突出统帅。

时间拨回1964年4月。萧华因肝炎到杭州疗养，西湖春雨淅沥，湖堤柳色新绿。养病期间，他手不离书，白天翻唐诗，夜晚整理长征笔记。10月将至，部队刊物来信，请他写长征三十周年纪念文章。萧华觉得 prose 难以尽意，于是尝试“三七句、四八开”的组诗体例。十二段诗稿写完，他把题目直接取自毛泽东《七律·长征》首句——《红军不怕远征难》。当时护士常见到病榻旁湿透的稿纸，正是泪痕。

诗成之后，军区战友文工团四位作曲家受命谱曲。江西采茶调、川江号子、湖南花鼓被拆解再拼合，民歌气息与军旅豪情交织成十首声乐段落。1965年7月，天津人民礼堂第一次试演，萧华坐在后台黑暗角落，灯光打到舞台，他却掉了眼泪。演员谢幕，他才起身，“你们把歌唱活了”，简单八个字算是首肯。

排练期间，周恩来频频到场，椅子就放在中排通道口，听到动情处，他顺手在乐谱上圈点。“要革命的，也要大众的”，总理一句评语被乐队首席抄在灵谱扉页。作曲者遇秋在3平方米的小屋改谱，盛夏三十八度，他只穿短裤，双脚泡冷水盆，“汗滴在总谱上，干了又一层盐印”，这是他向同事打趣时的原话。

1966年，战友文工团随周恩来出访阿尔巴尼亚。《长征组歌》第一次在欧洲剧场响起，侨居地拉那的华侨听到“红旗飘，军号响”，泣不成声。那一晚晚宴后，周恩来提议加唱《到吴起镇》，自己站上指挥台：“齐声！”他说。外交官、演员、厨师、警卫一起合唱，地板震得细尘飞扬。

十年倏忽而过，国内政治风云巨变。1975年复排，剧组一半骨干刚从基层或干校调回，乐队重新配器，调性更偏向戏剧化。中央放映室里，成片彩色影片同步制作，取景延安、遵义、泸定桥，戏与景穿插剪辑。为了准确呈现当年行军体态，导演让演员背真步枪、扛木梯，连续拉练二十公里。有人抱怨太累，带队的老红军只是淡淡一句：“当年可没导演喊停。”

演出进入公开售票阶段的第一天，北京展览馆剧场门口排出长队。许多老兵别着勋章在队伍里等了五六个小时，观众席上不时传来压低的啜泣声。第三场结束，一位头发花白的老连长起立敬礼，声音嘶哑：“歌词改得好，我们当年真是靠着毛主席的光，心里有了方向。”全场鼓掌，掌声持续了整整一分钟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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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播出实况那晚，周恩来已住进医院。医护人员把电视搬到床前，他戴着氧气管看完全场，只交代一句：“拿磁带来。”剧团得知情况，自发录制演出原声送到医院。几天后，总理在病榻上轻声哼唱“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护士记录在工作日志里，成了病程记录之外独有的文字。

1975年的这次重排持续到年底，总共演出四十场，平均上座率百分之九十八。街头小贩扯着嗓子哼“铁流两万五千里”，孩子们随口能背“一人踏破万重关”。时任总政负责人在内部总结会上讲话：“文化的力量，最直接也最长久，《长征组歌》证明了这一点。”

歌曲之后再无华丽尾声。原始稿纸如今存放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角落仍能看见当年邓小平改动的那行铅笔字，痕迹略淡，却掩不去一句歌词改变所揭出的时代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