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站在吴哥窟巴扬寺的顶层，朝着东南方向望去。实际上并不能看到那片面积为589平方公里的土地。每一个柬埔寨的导游都会指着云海说：在那个方向有富国岛，我们被越南掌控着富国岛，就好像祖宗的牌位缺少了一个角落。这种执念比脚下那实实在在的面积为6万平方公里的湄公河三角洲更让人感到揪心。这是因为湄公河三角洲是在18世纪被越南逐步蚕食形成的既成事实，而富国岛始终是扎在喉咙里的一根活刺。
我认为这种选择的背后存在着小国的生存方式。当年诺罗敦国王签署《法柬条约》的时候，法国人把柬埔寨的版图修改得杂乱无章，但是王室最为在意的是条约附注里富国岛行政权暂时交由越南代管这件事情。如同家里长辈所说的：丢失了的谷仓难以找回，可是钥匙不能交给邻居。在1954年的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与柬埔寨代表进行会谈的时候，也展现出了这种底线思维。当时柬方反复确认的是未来领土谈判的参与权利，而不是马上要回历史上丢失的土地。
富国岛的战略价值被写入柬埔寨中学的课本之中。有一座小岛距离西努克港仅有12公里，仿佛是抵在柬埔寨出海口的一扇旋转门。越南在这座小岛上修建了能够起降波音777的机场，并且还布置了雷达站。当游客踏着白沙称赞这里是越南的马尔代夫的时候，柬埔寨渔民的拖网船得绕开军事警戒区行驶。金边当局最为发愁的是《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算法，因为拥有岛屿就能够划分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这如同白白捡到好几个柬埔寨国土面积大小的海域。
记得在翻阅法国殖民时期的档案时看到一个细节。在1907年的勘界委员会当中，有一位柬埔寨籍的委员，一定要把富国岛属于柬埔寨这一内容写进勘界备忘录的脚注里。之后这份文件被放置到西贡图书馆的角落之处，纸张被白蚁蛀得显得斑驳，但那句备注依然很清晰。这种近乎偏执的文书工作，如同现在柬埔寨官方地图上一直标注的高棉名称：高藤岛。你可以说这是形式主义，但是对于那个曾经失去过吴哥王朝荣光的民族来说，文字自身就是抵抗遗忘的工具。
这么看来，柬埔寨对于富国岛非常执着，这与柏威夏寺争端形成了对比。两者都是边境方面的争议，但是柏威夏寺争端由1962年海牙国际法院的判决。而富国岛就好像是无期徒刑一样。越南通过移民渗透、行政划转等一系列步骤逐步将其弄成既成事实。在1949年国民党残军退守富国岛的时候，柬埔寨都没有办法进行干预。这种没有能力的感觉，反而催生出了更加顽固的象征性坚守。如同柬埔寨外长私下所说的那样：我们可以不讨论湄公河三角洲的历史归属问题，但是富国岛必须留在谈判的桌面之上。
领土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方面的概念。柬埔寨的学生在历史考试当中书写富国岛是柬埔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们捍卫国家版图的完整，同时也捍卫对于民族叙事的自我确认。柬埔寨社会发展中心前任主席谢万娜曾经说过，边界方面的争议常常被国内的政治所利用，但是富国岛的问题却罕见地凝聚了全民的共识。
那我们疑惑为什么能够让6万平方公里的肥沃土地成为邻国的经济区域，却对弹丸之地的小岛一点都不做出让步？这时候不妨听听洞里萨湖渔民所做的比喻：嫁出去的女儿如同泼出去的水，但是祖坟被人占据了就必须要拼命。这种具有农耕文明逻辑的领土观念，或许比任何地缘政治理论都更加接近事实。
历史存在着奇特的地方。当下到金边皇宫进行参观时，导游会对着壁画上19世纪的湄公河三角洲风情图简单地一带而过，但是在介绍现代疆域图的时候却专门将富国岛的位置放大。这种在叙事方面对于轻重的把握，难道不也是一种政治智慧？如同柬埔寨的一句老话所说：祖宗的牌位虽然已经陈旧，却不可以当作柴来烧。富国岛就是那个不可以被烧掉的牌位，它所承载的不仅仅是现实的利益，还是一个民族安放尊严的坐标系。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