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1月的北平夜风很硬，一辆准备开往陕北的卡车停在赵登禹路口，车斗里塞着火腿、怀表和布鞋。采购这些日用品的，是几位大学教授以及他们的夫人，其中便有许德珩与劳君展。东西不多，却得来不易：四人凑出四百大洋，连夜进东安市场，还得请熟识的伙计把价格压到最低。许德珩当时说：“再冷，也要让延安的同志穿上一双像样的鞋。”话音落下，卡车冒着寒气向西去了，车轱辘在石板路上留下一串脆响。
九年之后，1945年9月12日上午十点，重庆红岩嘴。毛泽东走出会客厅，亲自迎向老友许德珩夫妇。山城雾气未散，人声杂沓，毛泽东却显得格外放松。他拉着许德珩的手，先是问候，又顺势回忆起北大旧事。落座后寒暄几句，话题被毛泽东带到延安时期的生活，他随口提到：1936年冬天收到一批“难得的慰问品”，包括火腿、布鞋和几只怀表。劳君展听得忍不住笑出声，轻声提醒：“主席可知道，它们是从哪儿来的？”毛泽东愣了一下。许德珩补上一句：“正是我们凑钱托人捎去的。”毛泽东抬眉，脱口而出：“原来东西是你们送的！”一句话，引得屋里人都笑了。短短两句对话，却把九年的距离拉得只剩咫尺。
许德珩与毛泽东相识于1915年北大校园。当时的北大仍带着旧式书院气息，学生多是“习礼作官”的心态。蔡元培上任后，李大钊组织新文化运动，校园风气大变。许德珩投身其间，撕床单写标语、上街游行、两度入狱，蔡元培为他保释。这段经历成了他后半生的底色：既敢喊口号，又愿为青年掏腰包。抗战后期，他在中学、大学流转教书，收入不薄，却常常发薪第一天就被学生们“分走”一半。朋友打趣，“你这教授比工友更拮据”，他只摇头：“当年我靠资助得以毕业，如今轮到我出点力。”
1936年冬的那次“购物”行动看似即兴，实际上也是许德珩多年积攒的情怀使然。陕北路远且险，国民党封锁严密，商贩不愿出车。他和劳君展说服司机，承诺承担一切风险损耗。火腿和怀表选得讲究：火腿耐放，怀表方便夜行军校对时间。三十双布鞋，则替草鞋红军解了燃眉之急。卡车抵延安后，物资被迅速分到机关、前线，毛泽东当晚让炊事员煮了火腿，分给在窑洞里加班的秘书、警卫。怀表则发给警卫排长，保证夜哨交接准确。延安通讯班的战士后来回忆，“那几只表，比枪管还让人珍惜”。
重庆会面里，毛泽东还关切许德珩的近况。全面抗战爆发后，许德珩按周恩来建议回江西主持抗战后援会。名义是主任委员，实则四处筹粮筹药。一次日机空袭南昌，他顶着炸弹往医院送纱布，回来衣袖全被燃烧弹溅出的火花烧穿。谈到此事，许德珩云淡风轻，只一句“那点火花算什么”，毛泽东却一连点头，连说“记下了”。
席间，许德珩提到自己在重庆发起的“民主科学座谈会”。起初只是几位教授轮流聚会，讨论出版、救亡和教育经费。毛泽东听完，建议“既然人气旺，就别仅限于座谈”，语速不快，却句句击中关键。许德珩思考片刻，答道“人手或许还少”。毛泽东摆手：“影响的事，不在多，在精。”这番对话，后来催生了九三学社的正式组建。历史课本里出现的条目，往往只几行字，却源自那天短短数语。
毛泽东此行重庆，本就悬着风险。山城空气闷热，密探诸多，友人劝他及时返延安。劳君展临别时提醒：“山城不可久留。”毛泽东笑而不答，只说“总要把和平谈清楚”。许德珩送别出来，街口已是暮色，他看见江对岸灯火摇晃，心里闪过一句：“和平无价，人也无价。”话没出口，脚下台阶的青石板缝里冒上雾气，他拉了拉风衣，快步下山。
十年后，新中国成立。许德珩受命离开讲台，进入中央人民政府，参与文教口工作。好友问他是否遗憾，他答得直白：“国家需要的岗位，就是我的岗位。”1975年第四届全国人大会议期间，他与周恩来在天津代表团短聊。周恩来笑称要把许德珩曾在黄埔军校任教一事“记上一笔”，两位老人互相调侃，却都知对方身体状况已大不如前。那天会后，许德珩立刻安排把议程记录整合，生怕遗漏，总理却再无机会翻看。
进入八十年代，北大青年偶尔登门求教人生观，许德珩九十高龄，还写下十六字相赠：“心怀天下，身无半文，面壁十年，志在救民。”学生离去，他又翻书稿，修改早年的笔记。助手问何必如此精细，他抖抖手里那本旧簿，说：“写史如做人，不能糊涂。”
1945年红岩嘴的那场小宴，从外表看不过普通叙旧，实则串起三段关键节点：九一八后大批知识分子的抗争，长征后延安的生存困局，以及抗战胜利后各方谋求的新秩序。火腿、布鞋、怀表——在战火时代，这些平凡物件成为维系友谊与理想的纽带，也让晚年的许德珩常常念叨：“细节见精神。”他所说的精神，即是放在任何年代都不过时的四个字——敢作、敢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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