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11月11日清晨,郑州火车站的雾气尚未散去,省委机关内却已人影交错。外界只知道主席在豫西调研,却无人料到日程突然压缩,他决定用一场小型座谈替代余下的县区走访。

消息一出,南阳县委书记魏兆铭被紧急点名。“下午三点到省政府三楼会议室报到。”电话里只留下这句简短通知。魏兆铭挂断电话,心口砰砰直跳。对他来说,这既是荣幸,也是难题:南阳县的产业、数字、计划,他张口就来,可主席会问什么,谁也说不准。

魏兆铭生于1924年,鲁南汉子,1948年南下河南。从区委干事到县长再到县委书记,十年间历经大小岗位,向来以勤恳著称。可这一次,他不想只靠勤恳。中午之前,他把县里所有做材料的秘书找到郑州招待所会议室,摞起两尺高的统计资料,要求当天整理成两本汇编。当晚,他反复背诵,连标点都不肯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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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三点整,会议室内座椅一字排开。除魏兆铭外,还有六名县委书记、四名地委书记。主席步入会场时神情轻松,左手夹烟,右手和众人一一握手。闲话几句后,座谈直接进入主题,各县依次发言,魏兆铭排在第三个。

轮到他时,他刚翻开厚厚的汇编,主席却笑道:“魏书记先别忙,我想问句地方俗语——‘二十八宿走南阳’,头一宿是谁?”场内空气骤然凝固。魏兆铭愣住,南阳俗语他听过,却从未深究。脑海里飞速搜索,终究空白,只得老实回答:“我不清楚。”

主席点点头,紧接着又问:“诸葛亮早年躬耕到底在襄阳还是南阳?你怎么看?”魏兆铭汗透后背,依旧摇头。主席没有停:“那诸葛亮何以定居南阳?”

三个历史问题接连击中魏兆铭最薄弱的一环,厚厚的经济资料此刻毫无用处。他低头沉默,全场也跟着静了下来。主席抽了口烟,把目光移向窗外,仿佛随口又问:“南阳县百姓现在每人每月能吃几两香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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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再想含糊已无可能。魏兆铭心里“咯噔”一下——统计报表里从未单列过香油消费,县里也没人向他汇报过这个细节。短暂沉默后,他站起身,郑重说道:“报告主席,这个数字我没掌握,是失职。我会立即去查。”

主席朝他挥了挥手,没有批评,也没有提醒任何人做记录。座谈照常进行,问题依旧由地方干部自由发言,只是气氛悄然改变:没人再端着水晶报告,所有人都在迅速翻检自己记忆里“最不起眼的小事”。

散会已是傍晚。走出会场,几位年轻干部围住河南省委书记吴芝圃,忍不住好奇:“主席为什么对香油这么上心?”吴芝圃想了想,道:“香油产自芝麻,亩产高低直接显示粮油结构。主席问这几两香油,其实是想知道老百姓肚子里有多少油水。”

河南当年正处“大跃进”高潮。亩产万斤的口号接二连三,浮夸风在平原上掀起热浪。一张张表格把数字吹得足够漂亮,却无法告诉人们一碗热汤的真实滋味。香油消费量恰好能反映当地作物布局、副食品供应与城乡分配,是极细微也极诚实的指标——骗得了报表,骗不了舌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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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兆铭彻夜未眠。第二天,他搭乘最早一班客车返回南阳。落座前,他把随身带着的那两本汇编合上,心里默念一句:“从今天起,得换种做法。”

回到县里,他先跑田间。不看典型区,专挑最普通的村子。家家户户做饭的时候,他蹲在灶台旁聊天。一位六旬老农笑着比划:“书记,俺们香油瓶底能见光,平时吃菜靠盐水。”魏兆铭拿出随身本子,详细记录。两周时间,他走遍全县十九个公社,算出平均水平——每人每月不足二两。

数据上报省里时,他附了一封自我检讨:“过去用报告代替调研,以后绝不敢。”吴芝圃批示:先解决香油缺口,再调整芝麻种植面积。随后,从农资、榨油机械到作坊布局,一整套配套办法迅速跟进。年底,南阳县人均香油增至三两多,数字不大,却被群众视作天大好事。

魏兆铭的工作方式也变了。他让县委常委每周蹲点纪录“最小指标”——小麦磨面斤耗、棉纱回购时间、油坊压榨出油率。干部们起初不理解,嫌麻烦,他撂下一句:“弄清这几个小数,才能守住大数。”事实证明,这些小指标直接关联百姓餐桌和纺织加工,反馈速度快,修正失误也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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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魏兆铭同时开始研读《南阳府志》。他把刘秀、诸葛亮的典故整理成短册,让宣传干事印发给基层干部,要求每人都能讲上三五段。有人暗地嘟囔“花架子”,可三个月后,“南阳故事”巡演到公社,群众反响热烈,南阳人的地域自豪感被再次点燃。干部走村入户时,再也不只是讲指标,还能讲史实,气氛大不相同。

1959年秋粮收获,南阳县虽未达“亩产万斤”的浮夸目标,却在全省质量抽检中居于前列。省委给的评语只有八个字:稳中有进,数字可信。接到电报时,魏兆铭想起主席那句“你们县,每人每月吃几两香油”,心里明白,真正的政绩就藏在这些看似鸡毛蒜皮的小问号里。

魏兆铭此后一直担任南阳县主要领导。1983年办理退休手续时,他留下三页工作笔记,首页开头写着:“干部要懂风土识人情,不忘一日三餐油盐味。”2010年10月病逝,享年八十六岁。

承平岁月里,“几两香油”听着微不足道,可在五十年代末那股激荡潮流之中,它像一根细线,把政绩与生计、数字与口感拴到了一起。那场座谈,没有严厉训斥,也没有轰轰烈烈的批示,却让一位地方干部摸到了土地的温度,体会到治理的本真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