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3月的一天傍晚，北京友谊宾馆灯火通明。宴会刚散，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踉跄地扶着门框，乔冠华与姬鹏飞还在桌边划拳。几个时辰后，阿果利醉驾肇事的消息传来，两位部长被叫到中南海接受严厉训诫。

那晚过后，乔冠华答应总理：社交场合尽量少碰酒，但写文章时的“功臣”茅台，谁也别想剥夺。有人不解，他摆手：“酒，是我脑子里的点火器，不来两口，发动不起来。”几句玩笑，却道出他写作的独门“秘笈”。

乔冠华1913年3月生于江苏盐城。江南清晖、荷花映日，他六岁便能吟苏轼词，十二岁能写骈体文。乡亲说这孩子不是状元胚子，而是个“掉进诗卷里的野马”。家里不富裕，父亲却咬牙给他买书，维系那股子才气。

28岁那年春天，他途经贵阳探望德国旧友邓迁。邓迁搬出珍藏已久的茅台，酒香一冒，乔冠华眼睛都亮了。两人推杯换盏，谈哲学、谈诗歌，凌晨四点才散。自此，茅台在他心里排第一，波尔多、苏格兰全成了陪衬。

抗战胜利后，乔冠华辗转柏林、日内瓦，熟练掌握德、英、法语。1949年入驻外交部新闻司，他口若悬河，写稿如飞，被同僚称作“活词典”。周恩来的评价干脆利落：“急难重任务，先找冠华。”

随总理出访时，他是座上客，也是酒桌“终结者”。有一次，缅甸代表团劝他少喝，他一笑：“不耽误谈判就行。”果然，第二天早晨他西装笔挺，把夜里写好的新闻稿递到总理手里，半个标点都不用改。

1970年5月，中南海静得能听见庭前知了叫。毛主席翻阅一沓沓稿件，眉头始终舒不开。周恩来心知不妙，接过文稿仔细看，也觉味道不对：字有了，魂不够。楼道里来回踱步半圈，他突然想到那个“酒囊书胆”。

夜色降临，外交部招待所的小楼亮起灯。桌上，两瓶刚送到的茅台冒着水汽。乔冠华没急着动笔，先抿了一大口，闭目片刻，“走，叫秘书来！”秘书推门而入，见他提笔却不落字，满脸迷惑。乔嘴里念念有词：“别急，先让词句在酒里泡一泡。”

一个多小时后，他像拧开闸门，语速惊人：“第一段——‘新的世界形势……’，第二段——‘美帝国主义的困兽之态……’”秘书跟不上，被他瞪了一眼：“写慢了，回头修辞靠你！”午夜两点，六千余字初稿出炉。乔抹一把额头，灌下最后两杯，将稿子摊在桌面细细打磨。

天刚蒙蒙亮，周恩来取稿直奔游泳池畔的书房。毛主席披衣而出，边走边翻，读至结尾时朗声一笑：“好，好！气贯如虹！”他放下稿纸，饶有兴致地问，“冠华同志，这篇文章喝了几斗茅台？”

周恩来在旁搭腔，“少说也得一瓶吧？”乔冠华赶紧摆手，脸微红：“半瓶，半瓶，真没有过量。”众人哈哈大笑。稍后，这篇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社论见报，海内外舆论一时鼎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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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茅台出稿”成为传说。外宾好奇，问他究竟能喝多少，他耸肩：“看文章长短。”调侃归调侃，他的底子是深厚学养：擅长亚欧国际法，熟读西哲原著，关键时刻能把毛主席的思路转化成数千字篇章，这才是本事。

然而常年烟酒加班，也在暗处刻蚀他的身体。1982年春，乔冠华在解放军总医院被确诊为肺癌。治疗初期情况回稳，他还让护士偷偷塞来二两酒，“解闷”。1983年9月22日，他在病房合上了生平最后一本书，终年七十岁。

自嘲“酒鬼”的乔冠华，用茅台浇开了思泉，也为共和国外交史留下一幕幕生动剪影。那篇夜半急就的社论至今仍被视为檄文式典范，书写者的身影却已经远去，只剩杯中余香在人们记忆里轻轻荡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