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今天的青年人来说，上大学就像到超市购物那么轻松与容易。
但对于50后生人，大学则是一个遥远和破碎的梦。
到恢复高考的1977年，知青已经30岁左右，或结婚生子，或环境稳定，或学过的知识荒废殆尽，曾经的求学热情早被岁月磨得疲惫和遗忘了。
所以，当高考突然恢复时，大多数知青猝不及防，无力应对。少数跳龙门者，不是始终没有丢弃课本的人，就是因环境所迫而奋力一搏的斗士。
我幸运地属于后者。
1971年10月21日，我从插队三年的农村被招进了陕西一家大企业。
它是专门生产石油输送管道的部属企业，厂区很大，道路宽阔，这对一个从山区农村来的知青而言，宛如进了天堂。
我这点小才华竟然被厂宣传部部长发现了，他就在400多名新工陆续被分配到各车间时，唯把我一人留到了厂宣传部。
部长遗憾而无奈地同意了。
年轻的我把生活想象地太浪漫了，车间工作之繁重、三班倒之辛苦且不说了，车间领导观念之陈旧也超出我的想象。我刚正不阿的知青性格常常得罪领导，处境之艰难可想而知。
当时，唯一的出路就是能被推荐上大学。为此，我卖力干活获得了工人的认可，三次推荐我上大学，但都被车间领导用各种理由卡了下来……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1977年，停滞了10多年的高考恢复了，这是给我们这一代被耽误的人降下的甘霖。我几乎泯灭的心火又一次点燃，立即报名。
厂教育科的领导通知我：因为你所在车间不同意，你不能参加高考。
推荐上大学时，我曾三次被车间卡下，现在恢复高考了，依然要剥夺一个青年人的出路。
我不服！
于是，我就大胆地找到厂里新来的管教育的李副书记。
李书记是老石油干部，身上散发着石油人特有的豪爽与谦和，热情地接待了我。
听完我一番有理有据的倾诉后，李书记用响亮的东北话吼起来：
我与李书记素不相识，他竟然毫无顾忌地主持正义，救我一生，真是上帝赐给我的贵人啊！
可想我及我们这一代人中初中毕业生的考试成绩了，公布后我的成绩与录取线相差4分。
仅仅4分就剥夺了我上大学的路，我有可能永远就待到工厂了。
但是，高校录取都是从高分数向下挑选的，我的低分数肯定不占优势，危机并未解除。
我只有背水一战了！
打听到陕西高考的录取在长安饭店进行时，我就整天在饭店门前转悠，寻找与接待人员说话的机会。这里一直戒备森严，接待人员每天仅出面一会儿，而这一会儿都涌满了诉说的考生，根本没有我说话的机会。
一天，一位妇女抱着孩子理直气壮地拨开拥堵的人群，挤到接待人员面前，大声喊道：
黄开权显然失礼，谦恭地道歉：
从他们的对话我中，我捕捉到两个珍贵的信息，此接待人员叫黄开权，今晚回家。在黄夫人返回那一瞬间，我又从这位不设防的女人口中了解到他们家在体育学院。
我晚上赶到体育学院，战战兢兢地敲开黄开权的家门后，他一脸的不高兴，我没有在意，先从家常拉起，又说到我的经历。惊喜的是，黄开权也毕业于我的母校。气氛自然友好了，他主动说：
出于感谢和敏锐，我主动承担了因黄老师无法脱岗而由我送他夫人上火车的任务。
第二天，我专门买了两个上海买不到的大西瓜，到车站后又抱着黄老师的孩子，顺利地把母子俩送上了车。
黄老师高兴地说：
三天后，黄老师兴冲冲地告诉我：
接到入学通知书的当天，我生怕阻挠我上学的人使坏，就紧锣密鼓地在一天时间内办完离厂的一切手续。
晚上，我躺在陪伴我度过7年工厂生活的小床上，思绪万千，所有的甜酸苦辣都涌上心头，一口气写出10首诗，几乎包容了我七年的爱恨苦乐。
为了纪念和感恩陪伴我度过8年艰难岁月的小床，我特取名这组诗为《写在我的两平方米》。
最后一首诗是这样的：
当我踏进校门时，广播里响亮地播送着新生欢迎词，当听到：“你们从艰难中走来，你们从苦水走来”这句话时，我忍不住面壁长时，痛哭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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