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 年 10 月，以色列海法拘留中心。著名的“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蜷缩在水泥地上，囚服皱巴巴地贴在身上。
几天前，她带领 "全球坚韧船队" 试图冲破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被以军强行登船扣押。瑞典外交官探访后在报告中写道：
"她的眼神依然倔强，却难掩疲惫，反复呢喃着 ' 加沙不能沉默 '"。
以色列外交部迅速在社交媒体上否认 "虐待" 指控，声称这只是 "正常的执法程序"，扣人是因为她们 "拒绝配合加速驱逐"。
在全世界众目睽睽之下，格蕾塔被放了回来，可是她的前辈，却没有这么幸运。
就在22 年前 ，另一个年轻的环保少女，23 岁的瑞秋・科里，在加沙拉法难民营中，死于非命。
她的身体，被以色列推土机无情碾过。
这段带血的历史，已经被人遗忘了很久。
垮掉的一代
那个年代，正值美国左翼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展。
要知道，美国作家蕾切尔·卡逊的一部《寂静的春天》，描述了人类带来生态崩溃的惨状，震撼了《三体》里大洋彼岸的叶文洁，让她按下了毁灭地球的按钮。
卡逊那一代人，被称为美国社会“迷惘的一代”，而科里这一代人，则被称为“垮掉的一代”
——我们后来说的“白左”，源头就在这里。
“垮掉的一代”流行嬉皮士运动，厌恶社会现实，讨厌学习和工作，追求自我放逐，渴望吉普赛人似的流浪生活。
他们永远寻求新的刺激，寻求绝对自由，不修边幅、留长发、玩摇滚和爵士乐，纵欲、吸毒、沉沦，以此向美国主流社会宣布：
——我宁可当个精神病人，也不想成为你们这些体面人。
电影《阿甘正传》，讲述的就是当时美国社会的撕裂，作为老实人的阿甘，也代表着美式保守主义价值观，看着青梅竹马的女友在嬉皮士运动中沉沦，然后默默的等待着她回来。
年轻人对社会充满了怀疑和不满，却又找不到真正的原因，正义感无处发泄。
反对越战，支持环保，成了他们的心灵载体。
科里成为“环保少女”，并不奇怪。
去北美旅游的人，未必会觉得美国繁华发达，但大多数都会认可，北美有着壮丽雄奇的自然山川。就像北美留学圈里的名言：“好山好水好无聊”。
科里的家乡是美国华盛顿州奥林匹亚市，一座被太平洋湿润气息环抱的小城，临近美国的奥林匹克国家公园，到处是茂密的针叶林和潺潺溪流，跳来跳去的驯鹿和松鼠。
科里的童年与森林相伴，她喜欢趴在松针铺就的 "地毯" 上，看蚂蚁搬运食物，听风穿过树梢的沙沙低语。
高中时，瑞秋加入了环保社团，组织同学们清理社区垃圾，保护当地溪流。
"她总能注意到那些被忽视的生命，" 她的高中好友回忆，"有一次看到一只受伤的知更鸟，她小心翼翼地把它带回家，照顾了整整两周，直到它能重新飞翔。"
大学期间，科里就读于常青州立大学（Evergreen State College），她的视野，从自然保护扩展到了人类社会的不平等。
她担任志愿者，多次救助路边的流浪汉，探访精神病人。
2002 年，她注意到了一则关于巴勒斯坦的新闻 —— 以色列军队正在大规模拆除巴勒斯坦人的房屋，成片橄榄树林被推土机无情铲除，无数家庭流离失所。
新闻照片中，一位巴勒斯坦老人跪在倒塌的泥砖房前，双手抓着泥土，干涸的眼眶里没有泪水；几个孩子在废墟中翻找着变形的玩具，眼神空洞而麻木。这些画面像烙铁一样，刺激了科里的正义感。
她在给朋友的邮件中写道：
"推土机推平的不仅是房子，更是人们的尊严和希望……我不能只是坐在教室里讨论环境正义，却对眼前正在发生的人道灾难视而不见。"
与很多把政治正确当作时髦口号的年轻人不同，科里是真诚的。
大四开始，她开始组织当地居民对巴勒斯坦儿童捐款。
2003 年初，科里做了一个改变人生的决定：加入国际团结运动 (ISM)，前往巴勒斯坦，用非暴力方式保护当地平民和基础设施。
家人坚决反对："那里太危险了，你一个女孩子能做什么？"
但科里正值青春年少，热血上头，听不进任何劝告。
促成这次行程的，除了内心的正义感，还有她大学四年级的一项特殊作业 —— 连接奥林匹亚市与拉法赫市的 "姊妹城市计划"。
科里不知道，这次看似普通的学术实践，将让她的生命永远定格，留在在加沙那个“寂静的春天”。
被围困的加沙
拉法赫难民营，加沙南部的一片灰色区域，挤满了低矮的棚屋和绝望的人群。
科里抵达时正值隆冬，风冷冽地刮过光秃秃的街道，空气中混合着尘土、污水和绝望的气息。
以色列的检查站随处可见，荷枪实弹的士兵目光冰冷地注视着每一个过往行人；装甲车轰鸣着穿过狭窄的街道，排气管喷出的黑烟笼罩着整个街区。
2003 年的加沙，正值第二次巴勒斯坦大起义（2000-2005）的高潮。自 1967 年 "六日战争" 以来，以色列占领了包括加沙在内的大片巴勒斯坦领土。
以色列自称是犹太人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饱受纳粹摧残，战后也受到了全世界的同情。然而，他们在巴勒斯坦转身一变，成了加害者。
1975年的黎巴嫩内战中，得到以色列和美国支持的基督教长枪党民兵，向亲巴勒斯坦的游击队展开激战，并且制造了轰动世界的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
贝鲁特难民营大屠杀，在“在持续三天的强奸、战斗、残酷处决和对儿童的阉割后”，预计有800（BBC数据）到3000（巴方数据）名巴勒斯坦人被基督教民兵屠杀，联合国发出强烈谴责，并定性此事件为种族灭绝。
在以色列的占领和封锁之下，加沙的经济已濒临崩溃。到 2003 年初，失业率高达 32%，贫困率超过 79%。
巴勒斯坦人没有自己的货币，主要使用以色列新谢克尔，经济完全受制于占领者。以色列对人员和物资流动的严格限制，使当地基础设施严重受损，医疗和教育资源极度匮乏。
科里在日记中写道：
"这里的人们不仅被占领，更被窒息。"
科里很快融入了 ISM 的志愿者团队。这个成立于 2001 年 8 月的组织，由巴勒斯坦活动家哈桑・安多尼、第三代以色列和平活动家内塔・戈兰、巴勒斯坦裔美国人胡韦达・阿拉夫和乔治・里什马维共同创立，旨在通过非暴力直接行动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抵抗。
ISM 的志愿者们有一个标志性装备 —— 亮橙色的荧光背心，背后印着醒目的 "STOP DEMOLITION"(停止拆除) 字样。
为社么用这个口号呢？
以色列自占领加沙地区以来，一直在拆除加沙河西岸的房屋，驱赶巴勒斯坦人，不断增加以色列的定居点。
科里要阻拦的，正是这个过程，他们的工作简单又危险：当以色列军队准备拆除巴勒斯坦人的房屋时，志愿者们就站在推土机前，用身体阻挡。
他们陪同巴勒斯坦农民去橄榄园收割，防止定居者的袭击；他们还记录以色列军队的暴行，将照片和视频发给国际媒体，希望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
在拉法赫的日子里，科里目睹了太多令人心碎的场景：一位老人跪在被推倒的房屋前，用布满老茧的手捧起一把泥土，贴在脸上；几个孩子站在废墟上，眼神空洞地看着远处的以色列坦克；妇女们抱着少得可怜的家当，在寒风中瑟瑟发抖。
抵达拉法赫不久，科里发现一口由加拿大援助建设的水井，被以色列推土机在拆除附近房屋时严重损毁。这口水井是周边数十户巴勒斯坦家庭唯一的水源，断水让这些家庭陷入了困境。
当地居民穆罕默德・阿布・萨利赫后来向《中东观察》回忆：
"瑞秋看到干涸的井口时，蹲在地上沉默了很久，然后抬头对我们说 ' 让我试试修复它 '。"
接下来三天，科里和两名志愿者顶着烈日，四处寻找可用的零件，徒手清理井口的碎石和淤泥。当清澈的水再次从井口涌出时，周围的巴勒斯坦妇女和孩子们欢呼起来。
"水出来的那一刻，比任何抗议口号都有意义。" 科里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这让我明白，真正的 solidarity (团结) 不仅是站在一起呐喊，更是蹲下身子，一起解决生活的难题。"
然而，她能做的，仅此而已。
履带下的春天
2003 年 3 月 16 日，加沙的天空阴沉沉的。上午 10 点，两台巨大的 D9 装甲推土机轰鸣着开进拉法赫难民营，目标直指纳斯拉勒医生的家。
纳斯拉勒医生是当地一位备受尊敬的儿科医生，他的诊所就设在自家房子里，为附近数百名儿童提供医疗服务。几天前，以色列军队通知他，他的房子被列入 "安全拆除" 名单，因为它位于所谓的 "缓冲区" 内。
科里和其他 7 名 ISM 志愿者已经在这栋房子周围守护了好几天，希望能阻止这场悲剧。
看到推土机逼近，科里立即穿上那件醒目的荧光背心，手持扩音器，站到了房子前面。"停下！这里有人居住！"
她的声音在推土机的轰鸣中显得微弱，却充满坚定。她不断挥舞着手臂，希望引起驾驶员的注意。其他志愿者也纷纷站到科里身边，手挽手组成了一道人墙。
然而，推土机并没有停止，而是继续缓慢而坚定地前进。
履带碾压过碎石，发出令人牙酸的嘎吱声。科里和志愿者们不得不一步步后退，直到背靠在纳斯拉勒医生的院墙上。
对峙持续了近三个小时。期间，推土机曾短暂停顿，科里一度以为对方改变了主意。但就在这时，其中一台推土机突然加速，庞大的金属铲斗直直地向她冲了过来。
这一幕，被同在现场的 ISM 成员理查德看得清清楚楚。他后来在法庭上留下了目击证词：
"不可能没看到她，她穿的荧光背心在阳光下像一团火。驾驶员甚至调整了方向，直直地朝她开过去。 瑞秋试图爬上推土铲让自己更显眼，但脚下一滑摔了下来。推土机没有减速，履带从她身上碾了过去。"
另一位目击者，巴勒斯坦妇女法蒂玛・哈立德在接受半岛电视台采访时，声音颤抖地描述：
"我听到一声可怕的尖叫，然后就没有声音了。推土机又前进了大约 10 米才停下来。我们跑过去，看到瑞秋躺在血泊中，她的背心已经被撕成碎片，脸上全是血……"
志愿者们立即将科里抬上巴勒斯坦红新月会的救护车，紧急送往纳贾尔医院。医院急诊记录显示，科里于下午 5 点 05 分被送到医院，当时她还有微弱的生命体征，但伤势极其严重：颧骨骨折、多根肋骨碎裂并刺穿肺部、腹腔脏器严重破裂，全身多处碾压伤。
医护人员抢救了 15 分钟，回天乏术。下午 5 点 20 分，医生正式宣布科里死亡。
参与抢救的哈立德・纳贾尔医生后来在接受采访时摇头叹息：
"这样的伤势，即使在最好的医院，生还希望也几乎为零。这不是意外，而是谋杀。"
加沙的春天，变得寂静了。
真相的重量
科里的死亡迅速成为国际新闻头条。
以色列军方很快发表声明，称这是一场 "不幸的意外"，声称驾驶员在操作推土机时存在 "视野盲区"，没有看到科里。
军方还暗示科里 "自愿参与危险活动"，应自行承担后果。
然而，目击者的证词与官方说法大相径庭。理查德在法庭上直言不讳：
"驾驶员绝对看到了她。瑞秋站在土堆上时，头部高于推土铲，距离驾驶员只有几米远，完全在视野范围内。这不是意外，而是故意为之，或者是严重的过失杀人。"
为了验证以色列军方的说法，多家媒体对 D9 装甲推土机的视野进行了专门调查。
结果显示，虽然驾驶舱位置较高，但驾驶员配备了多个后视镜和摄像头，完全可以看到车辆前方的情况，特别是像科里这样穿着荧光背心、在开阔地带活动的人。
更令人质疑的是以色列军方的内部调查过程。据《犹太和平之声》报道，调查人员延迟一周才从其他部队调取事件录像；没有采访任何非军方目击者；无视救治科里的救护车工作人员和医生；甚至从未前往事发现场进行实地勘查。
这种敷衍了事的调查态度，让媒体纷纷质疑调查的公正性和可信度。
受到最大伤害的，是科里的父母，辛迪和克雷格・科里。
他们无法接受女儿 "意外死亡" 的官方说法，坚信女儿是被蓄意杀害的，决心为她讨回公道。
2004 年，他们向以色列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以色列政府承认责任、公开完整的调查资料并赔偿损失。这场官司一打就是 18 年，耗尽了科里家人的精力和财力。
在诉讼过程中，以色列政府态度强硬，不仅拒绝承认任何责任，还试图抹黑科里。
以色列军方坚称其行动 "符合交战规则"；一些以色列官员甚至公开称科里是 "恐怖分子的帮凶"，指责 ISM 是 "支持恐怖主义的组织"。
巴勒斯坦人支持这位善良的女士，后来被刺杀的巴勒斯坦领导人阿拉法特对科里的父母说：
“科里不仅是你们的女儿，而且也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女儿。”
耐人寻味的是，喜欢炒作人权议题的美国政府，真的遇到美国公民丧生海外时，却选择了冷漠和推诿。
科里的母亲辛迪在接受采访时声称：
"如果杀害瑞秋的是其他国家的军队，美国政府一定会立即启动调查，甚至可能实施制裁。但因为凶手是以色列，美国选择了沉默。"
美国政府不愿意为自己的公民出头，案件的结果自然毫无悬念。
2021 年，以色列最高法院最终驳回了科里家人的诉讼，维持了 "意外死亡" 的结论，拒绝支付任何赔偿。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
"战争状态下，士兵有权采取必要行动保障自身安全，科里的死是她自己参与危险抗议活动的后果。"
科里家人在漫长的维权过程中，多次向美国政府求助，希望美国能利用其与以色列的盟友关系，推动公正调查。然而，美国政府始终以 "尊重盟友的司法主权" 为由，拒绝介入。
时任美国驻以色列大使丹・夏皮罗虽然私下承认以色列的调查 "不够彻底、不可信、不透明"，但在公开场合却保持沉默，没有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支持科里家人。
这背后，是美国乃至西方社会的双重标准。
例如，在 2023 年哈马斯袭击以色列造成 40 名美国公民死亡后，美国立即启动 "恐怖主义犯罪调查"，冻结哈马斯资产，并在全球范围内通缉相关人员。
正如辛迪・科里所言：
"当凶手是以色列时，正义的天平就停摆了。"
火种
科里的故事并没有因她的死亡而结束。
她的日记和书信被整理成《让我独自站立》(Let Me Stand Alone) 出版，其中记录了她在加沙的所见所闻和深刻思考：
"我在这里学到的最重要一课，是见证了人们在极端压迫下依然保持尊严和团结的力量。这种力量，比任何武器都更强大。"
2010 年，自由加沙运动将一艘货轮命名为 "瑞秋・科里号"，加入了前往加沙的援助船队，以纪念她的牺牲。
2025 年 10 月，坐船前往以色列的“环保少女”格蕾塔・通贝里，被以色列拘留。
她支援加沙的举动，也很大程度回应了自己受到的质疑。
很多批评者认为，环保少女就是个学习不好又头脑简单、被选出来当吉祥物，玩白左口号政治的傻姑娘。
可这一次，她证明了自己言行一致，连续三次冒着生命风险前往加沙，来贯彻自己的理念。
在接受采访时，她说：
“我不是因为想拯救树木或青蛙才成为气候活动家的···我成为气候活动家，是因为我关心人类和地球的福祉。 “我们不能一边声称关心气候危机，一边却忽视当下人们的苦难与压迫。” “我们确实谈论未来，但也在呼吁推翻这个（帝国主义）系统。”
她的行动，也引发了人们对科里事件的回忆。
获释后，格蕾塔在接受瑞典《晚报》采访时特别提到了科里：
"瑞秋是我的榜样。她用生命告诉我们，为了正义，即使面对危险也不能退缩。我这次虽然被拘留，但至少活着出来了。而瑞秋…… 我们不能让她的牺牲白费。"
格蕾塔还透露，她正在筹备下一次前往加沙的行动："我会带着瑞秋的信念，继续为打破封锁、守护生命而努力。"
科里的母亲辛迪得知后，在社交媒体上写道：
"谢谢你，孩子。看到你，我就像看到了瑞秋。正义之路或许漫长，但只要有人坚持，就一定能看到曙光。"
与她们站在一起的，还有25岁的美国军人亚伦·布什内尔。
在以色列驻美大使馆前，他点燃了自己。
烈火焚烧中，他屹立了足足40秒，一边痛苦的低吼，一边高喊了5声：“Free Palestine！”
我们还能找到更多他们的同伴。
1963年6月11日，越南西贡大街上，南越僧人释广德自焚，抗议美国支持的南越政府的种种暴行。
时任美国总统肯尼迪宣称，历史上没有任何一副新闻图片能像这幅新闻图片一样，在全世界引起如此热烈的反响。
记者 David Halberstam 目击整个过程，并因报导获得乔治波克奖最佳国际报导奖，他写道：
“一位僧人手持麦克风，用英语和越南语重复道：‘一位僧人点着了自己，一位僧人成为了殉道者’。”
这枚火种，成为了美国民间反战运动的推动力之一。
还有更多的火种。
2006年7月26日，身为联合国军事观察员的杜照宇中校在以色列的航空炸弹下牺牲，联合国降半旗致哀。
4名印度士兵顶着炮击抢回了他的遗体，在撤退过程中，一名士兵被流弹击中，英勇牺牲。
杜照宇中校在黎巴嫩执行巡逻任务上百次。他将所有调查结果记录起来，编写成报告。成为了以色列入侵黎巴嫩的珍贵目击证据和历史资料。
他被追授予一等功，在八宝山公墓安葬。
正是这些义士的存在，让我们相信，无论世界上有多少黑暗的角落。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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