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社会近半个世纪的创新之处在于将脆弱性，可被取代性开发成一种新的发展资源，将人类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住房、医疗、教育乃至社会关系本身，全面彻底地转化为可交易的商品，变成赌场中的筹码，让人变成不稳定、可替换、可负债的劳动力。大家都可以上赌桌。
70年代里根革命之前的美国还不是这样的，延续的还是罗斯福的新政自由主义，还要跟苏联在治理能力和幸福指数上较量，1965年约翰逊还提出了消灭贫困、扩大福利的“伟大社会”计划。
从70年代开始，美国经济陷入滞涨，资本集体代表的右翼政府借机转向了新自由主义，这个过程中并不是由孤立的政治力量主导的，学术界相关的经济社会理论也在推波助澜。
芝加哥学派、公共选择理论、多中心治理理论、法律经济学等等，甚至是欧陆的晚期福柯思想，即便初衷或许是在不触动自由选择、不损害资本主义基本价值的情况下超越政府和市场的二元选择，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了同一个全面私有化、市场至上、效率至上的方向，基本上把油门焊死了。
那时候的美国真正的主导性力量依然是资本，由于竞争和创新，资本主义社会会有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工人的议价能力也会越来越强，技术创新投入的受惠范围越来越窄，所带来的利润提升也越来越有限，。那么资本家集团不会坐以待毙，他们会抵制这种趋势，打破这种力量对比格局。
外部殖民、实体产业向外部转移是一方面，还有就是将社会生活全面商品化、金融化、债务化，从而创造出额外的需求或者说增量市场，这在某种程度来说是对生命本身征税，而且征到了一两百年后。由于美国以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立国之本，在这种全面私有化之下，社会共识底线可以放得非常低，很多情况下，自由传统还成了底线不断下沉的遮羞布。
资本主义的精髓之一在于生存竞争，这对于上层中层下层都是适用的，都可能承受巨大的压力和不安全感。资本家的生活同样也是处于危机和风险之中的，这种不安全感使其获利更少负罪感，更显得合理化。
capitalism本来就是一种中心化、集中化的社会组织模式和发展趋势，类似的过程也会在其他地方出现。实际上资本主义确实是去中心的，它不需要理性的规划，但同时去中心本身又指向特定的中心化过程。
在这个以他人的生命、劳动、尊严为食的机制之下，对上层来说，每天进步一点点的小小满足感，爱欲的小幅波动，可能背后要以下一个等级的很多人的生命、劳动、尊严为赌注。
“我们承担了风险，所有人同样也应该承担风险。”这样“同样”之间隔着巨大的鸿沟，让人想起来那句著名的俏皮话——“法律，以其庄严的平等，既禁止富人也禁止穷人睡在桥下、在街上乞讨和偷窃面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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